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的，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行为。

　　一、受贿罪的主体

　　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我国《刑法》第93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是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所作的立法解释，这一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在国家工作人员概念上的争论，较之原刑法的规定有一进步。但这一规定对“公务”的含义，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等问题，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对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一概括式的规定究竟包括哪些人，这是当前司法实践中较为棘手的难题。关于从事公务存在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从事公务”就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职务行为以及其他办理国家事务的行为”有的认为是“依法所进行的管理国家、社会或集体事务的职能活动”还有的进一步指出，所谓从事公务，是指“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笔者认为，上述几种对于“从事公务的理解”，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时显得不易把握。“从事公务”实际上是刑法中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在司法实践中不能简单笼统地理解“从事公务”，而应当结合刑法分则及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来认识所谓“从事公务”。在刑法分则中，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主要有三类，即以国家工作人员为犯罪主体的犯罪；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犯罪主体的犯罪；以国有公司、企业人员为犯罪主体的犯罪。在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侵犯的客体都是国家的管理职能，即他们破坏了国家的管理职能。之所以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破坏了国家管理职能，主要只因为这类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和其所具有的职务性相互关系所造成的。所谓职务，在一般意义上，是指“职位所规定应担任的工作”而在法律意义上，职务则意味着获得一定的法定身份，代表国家、集体或者社会团体执行一定的具有管理性质的事务。职务的范围比较广泛，而公务的范围却有一定的限制。它不仅如职务一样需要一定的法定权利和身份，而且这种行为还必须是一种国家管理行为或者由国家管理行为所派生出来的行为，所以该种行为中的一些非正常现象（如渎职、主体廉洁性遭破坏等），就会破坏国家的管理职能。所以，公务带有国家管理的性质，而职务则包含有社会管理的性质。　　

　　综上，笔者认为，刑法第93条中所称的“从事公务”应当是指代表国家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组织、领导、监督的活动，具有管理性、国家代表性的特点。只有把握这两方面的特点，我们才能在实践中准确认定那些行为属于从事公务的行为。理解刑法第93条中规定的“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时，也应抓住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从事公务活动集中反映出立法者将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一般人员加以区分的原因。根据以上的思路，只要某些人员通过从事特定的公务活动体现了国家管理职能，并且其非正常的公务活动会破坏到国家管理职能。

　　二、受贿罪客体

　　我国关于受贿罪客体的理论主要有单一客体说、复杂客体说和选择性客体说。

　　（1）单一客体说。该说认为受贿罪客体仅涉及一个客体，即单一客体。观点是廉洁性说，认为受贿罪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这里的廉洁性包括国家机关（或集体经济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它揭示了受贿罪的本质，体现了各种形式的公务受贿犯罪行为的本质。

　　 (2)复合客体说。该说认为受贿罪客体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复合性，即受贿行为侵犯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体，这些客体都是受贿罪的客体。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活动。（公务）受贿罪是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往往与其它经济犯罪交织在一起，干扰并破坏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甚至使经济活动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因此也就侵犯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活动。[6]

　　（3）选择性客体。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一种综合性客体，不能明确地说受贿罪的客体是单一客体还是复合客体，受贿罪的客体应依具体的受贿行为而定，即具体受贿行为侵犯了何种客体，则受贿罪客体就是什么。例如，在“受贿枉法”中，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而在“受贿不枉法”中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公正性则并没有受到侵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较少。

　　笔者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直接客体，而不是一般客体或同类客体。受贿罪的客体必须能够反映该罪的特征。所以受贿罪的客体比较合理的表述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首先，这一客体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国家的授权而代表国家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是人民的公仆。为政清廉，始终保持其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基本要求。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谋利而进行交换时，这种权钱交易行为就构成了对廉洁性的侵犯，这也是受贿罪的本质。其次，它能够体现所有的公务受贿行为的本质。一些比较特殊的受贿行为，例如受贿不枉法、受贿后还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性贿赂行为等都可包容在内。

　　三、犯罪的主观方面

　　受贿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违法的，却故意为之。犯罪的目的，是取得他人的财物或非财产性利益。受贿罪的直接故意，可以从其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表现出来。在索贿场合，行为人主动向他人提出要求或故意用各种手段给对方施压迫使对方行贿。可见，索贿型的受贿罪的主观方面，具有强烈的对财物的掠压性；在收受贿赂场合，可能事先与对方通谋，先使对方获利，然后收受对方财物，或者事先接受贿赂物，然后再为对方谋取利益，具有以权换利的属性；在经济受贿场合，表现为“舍利换贿”，即以损失单位利益为条件，换取个人私利，收取应当由单位所有的回扣、手续费等；在间接受贿场合，表现为贿赂物通过第三人转给自己，或者从请托人身上直接谋取非法利益。总之，受贿罪在主观方面的实质，表现了行为人对贿赂物的占有欲望。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受贿罪的罪过除了直接故意外，也包括间接故意。如在被动受贿的情况下，经多次拒收无效，而听任行贿人留下财物，而不再退回；或是明知应家属要求为他人谋利有可能导致其家属乘机收受他人贿赂，而仍然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结果其家属收受他人财物，上述两种情况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即为间接故意。[7]笔者不赞同此种观点。刑法理论认为，间接故意在行为人在明知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的认识因素下，而仍然决意为之，听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在受贿犯罪中，无论是索贿还是被动受贿，当行为人明知对方所给予财物性质而决定收受时，其在认识因素上对受贿行为引起的危害国家廉政制度的后果是一种“必然”的明知，而不存在是“可能”的明知。在这种认识因素支配下，行为人如果仍然决意为之，那就是一种直接故意，而不是间接故意。同时，犯罪的罪过在认识因素上是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的一种认识，而不是行为人对他人实施行为的一种认识。因此，行为人应家属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时，对于其家属因此收受他人财物的可能结果的发生并没有明知的义务，也无须为其家属的行为承担责任，除非法律特别对此种情况的行为人规定必须去了解或是保证的义务。因此，此种情况也不宜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备间接故意。

　　四、受贿罪的客观要件问题

　　（一）关于如何理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目前，在刑法学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包括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以及利用本人的职务和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第三者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从中受贿；另一种观点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方便条件，即利用自己职务上主管、经管、经手的便利条件。第三种观点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仅包括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权力，而且包括利用职务的影响而利用第三人的职务之便，甚至包括自己本身没有任何职务而纯粹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

　　笔者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的职务便利。因为刑法规定的行为要件，都是针对行为主体而言的。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当然指的是利用行为人本人职务上的便利。行为人如果利用他人职务上的便利，对行为人而言就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否包括利用将来的职务便利？对此，笔者的观点是肯定的。所谓利用将来的职务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现在尚未担任但即将担任的职务上的便利。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用以权钱交易的“权”，在行为人收受贿赂时还不是现实的职权，与一般情况下的受贿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行贿者已经将贿赂送出，受贿人也已经将贿赂收受，而且答应将来担任职务时为请托人牟利，请托人与受贿人之间已经存在“权钱交易”的不法行为。因此，利用将来的职务便利与利用现在的职务便利并没有本质区别。

　　（二）如何理解“为他人谋取利益”及其在受贿罪中的地位，刑法界存在着“客观要件说”与“主观要件说”之对立。前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某种非法的或合法的利益，这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一个交换条件，因此将其作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后者则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货币与权力相交换的一种默契。就行贿人来说，是对受贿人的一种要求；就受贿人来说，是对行贿人的一种许诺或说是答应。因此，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受贿人的一种心理态度，属于主观要件的范畴。　　　　　　　　　　　　　　　　　　　　　　　　　　　　　　

　　笔者赞成客观要件的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收受财物构成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因为从刑法的规定来看，为他人谋取利益就是被视为一种客观行为加以规定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从利益的实现方面来看，包括意图或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正在为他人谋取、尚未谋取到利益，　以及已为他人谋取到利益。所以，在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的受贿罪中，只要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就足够，即使其最终未为请托人谋取到利益，也足以构成受贿罪的既遂。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行为人收受他人财物，承诺了为他人谋取利益，但事实上该种利益在客观上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对此我认为可认定为受贿罪，因为利益能否实现不是受贿罪中归责的关键因素，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受贿的故意，客观上具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的行为，即使“不能”，认定受贿罪也符合刑法规定。　　

　　（三）如何理解“收受他人财物”。　收受他人财物，也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个要件。我国刑法将受贿罪的贿赂限定在“财物”这一特定的范围之内，因此受贿罪收受的对象只能是“财物”，否则就不构成受贿罪。 关于贿赂的性质，即什么是贿赂，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贿赂就是财物，不包括其他内容；另一种观点认为，贿赂除了财物以外，还包括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如帮助行贿人解决住房、出国、调动工作等等。近年来，又有学者提出了“性贿赂”的问题，认为立法上应当将“性贿赂”规定为犯罪。

　　在西方一些国家的刑法中，贿赂不仅限于财物，还包括其他的不正当利益。不正当利益包括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非财产性利益是指能满足人的某种精神或待遇上的欲望的利益，有的国家已将“性贿赂”作为贿赂犯罪的一项内容。我国修订刑法时，也有人提出在刑法中增加“性贿赂”的规定，但立法机关没有采纳，所以我国刑法中贿赂的性质，只限于财物，不包括其他非物质性利益。我们认为，刑法之所以将贿赂限定在财物这一范围之内，主要是从操作的角度上来考虑的。受贿罪是结果犯，定罪量刑要按照受贿的数额来确定。财物可以量化，但非物质性利益却无法量化。所以，即使在刑法中规定贿赂可以包括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在司法实践中也会因缺乏量化的标准，而无法追究这类行为。

参考文献

[1]张穹主编《修订刑法条文适用概说》，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115页。

[2]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8～1662页。

[3]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7～782页。

[4]《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16页。

国家体育总局 教育部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体育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体科字2006[290]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教育厅（教委、教育局）：
　　现将《关于进一步推动体育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国家体育总局
　　　　　　　　　　　　　　　教　 育　 部
　　　　　　　　　　　　　　　　　　　　　　　　　二〇〇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关于进一步推动体育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2005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根据《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简称《决定》）的有关要求，适应体育事业发展对各类体育人才的需要，更好地解决运动员的就学和就业问题，现就进一步推动我国体育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认真贯彻落实《决定》精神，进一步加强体育职业教育工作，促进体育事业协调发展
　　（一）发展体育职业教育是满足社会对体育行业职业人才需求的重要措施，对体育教育、社会体育、体育产业发展和各类体育相关职业岗位人才培养将发挥积极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和体育事业不断发展，体育行业就业岗位不断增加，体育行业的新职业、新工种不断涌现，需要大量高素质、高技能体育人才。大力发展体育职业教育是满足社会和体育行业对技能型、应用型人才需求的重要途径。
　　（二）发展体育职业教育是巩固业余训练，扩大后备人才队伍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我国体育职业教育已经形成了既培养竞技体育需要的高水平运动员，又为社会培养各类体育专门人才的培养体系，是我国竞技体育和体育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力发展体育职业教育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各级体育运动学校的协调发展，可以为运动员就学、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是巩固和发展业余训练的重要保证。
　　（三）发展体育职业教育是解决退役运动员再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体育事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运动员的科学文化素质，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性举措。加强体育职业教育可以为运动员提供新的学习、就业平台，更好地发挥运动员专业技术优势，为运动员退役后再就业创造更多更有利的条件。
　　二、坚持以体为本，以就业为导向的原则，促进体育职业教育改革健康发展
　　（四）体育职业教育要坚持面向运动员，面向体育特长生，服务于人民群众的体育职业技能教育需求为目标，坚持以体为本，以就业为导向的原则，围绕体育事业发展需要，以提高运动员和各类体育职业院校学生体育职业技能水平为目标，同时兼顾为各类体育从业人员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服务。
　　（五）发展体育职业教育要坚持以全国体育职业院校为依托，建立符合体育事业和社会发展需要，与市场需求和社会就业趋势紧密结合，逐步建立以全社会职业教育体系为广泛基础，与各类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能够满足运动员和体育职业院校学生充分就业、就学这一目标的现代化体育职业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体系。
　　（六）发展体育职业教育要坚持“以体育技能为特色，以综合素质为基础，以能力培养为重点，以市场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向，认真研究体育事业发展和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情况，对本区域内体育行业人才层次、类型和需求进行分析预测，推动体育职业教育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形成面向市场需求办学的新思路。
　　（七）要加强体育职业教育教学研究，不断提高教学效果。要围绕市场和社会需要，与职业实践和岗位需求紧密结合，不断更新教学和培训内容，改进教学方法，高度重视实践和实训环节教学，突出培养运动员和体育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创业能力、职业转换能力和职业技能素养，积极鼓励体育职业院校学生在学、运动员在役期间及退役后能够获得多种从业资格证书。
　　三、巩固和适度扩大体育职业院校办学规模，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八）各类体育职业院校既是向优秀运动队输送运动员的主渠道，又是各类体育人才的培养基地和输送基地。发展高等体育职业教育，能够为各级体育运动学校的学生运动员创造新的学习条件，提供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疏通体育运动学校与高等体育职业（技术）院校之间的生源输送通道，适度扩大体育运动学校和体育职业（技术）院校的规模和数量，有条件的省区市体育部门可根据当地社会发展需要创办高等体育职业院校。
　　（九）加强体育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改善师资队伍结构，提高教师队伍素质。逐步建立体育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完善、落实教师进修制度，完善兼职教师聘用制度，支持院校面向社会聘请高技能人才担任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老师。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鼓励教师根据有关规定申请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十）根据市场需要和体育事业发展要求，及时调整体育职业院校的专业结构，积极推进体能训练、运动康复、运动营养、运动保健、运动心理等专业建设，重点培养运动队短缺且急需的专业型高技能人才，同时积极设立面向新兴职业的专业，为社会培养具有体育特色的有用人才。做好教材编写工作，建立适应体育事业发展和体育职业教育需要的教材体系。
　　（十一）加强体育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不断更新教学和培训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办学质量。在体育职业学院可设立体育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基地，鼓励和支持体育职业院校积极申报全国或省区市职业教育示范性院校。
　　四、严格实行就业准入，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十二）严格按照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有关职业准入制度的规定，加强体育职业鉴定工作。各类体育用人单位要严格执行“先培训，后就业”，执证上岗的规定，优先录用取得体育职业院校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十三）全面推进和规范体育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加强对职业技能鉴定、职业资格证书颁发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尽快建立能够反映体育行业发展和新兴职业岗位需要的职业资格标准体系。
　　（十四）充分发挥体育职业院校在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资格认证方面的优势，以体育职业院校为基地建立布局合理的各类体育职业资格鉴定和体育职业资格认证网络。
　　五、多渠道筹措经费，不断改善体育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
　　（十五）各级教育和体育主管部门要继续加大对体育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的经费支持力度，并力争每年有所增加。
　　（十六）各级体育主管部门要组织专业人员制定体育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设施设备标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教学条件。
　　（十七）要充分利用好国家政策，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建立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建立健全监督体系，确保各项经费用到实处。
　　六、加强行业规划和指导，采取多种措施推动体育职业教育与体育事业发展需要紧密结合
　　（十八）各级教育和体育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体育职业教育的发展，切实加强对体育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把体育职业教育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加强对体育职业教育发展规划、资源配置、条件保障、政策措施的统筹管理。积极开展本区域、本部门人才层次、类型和需求分析预测，组织专家对体育职业教育和体育职业院校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提供咨询服务，为各类体育职业教育提供各方面用人需求信息，帮助相关院校和培训机构根据体育事业发展需要不断改进教学内容。
　　（十九）建立体育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和体育职业教育工作检查督导制度，协调和指导全国体育职业教育发展。加强对体育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为体育职业教育的宏观管理和体育职业院校的发展与改革服务；全国高职高专教学指导委员会要加强对体育职业教育教学工作的指导，积极鼓励体育职业院校成立体育职业教育研究会，加强各体育职业院校间的交流协作，研究教学和管理等方面问题。
　　（二十）各级体育主管部门要在体育职业教育规划中重点加强体育队伍管理人员、教练员等专门技术人员的队伍建设，各项目协会要积极协同和支持相关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开展体能师、康复师、营养师、按摩师、科研监测人员等短缺型高技术专业人员的培养，以满足体育事业发展对特殊职业人才的需要。
　　（二十一）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教育教学、培训单位要从实施“科教兴体、人才强体”的战略高度，从坚持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充分认识发展体育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将体育职业教育与培训纳入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发展规划，积极扶持和发展体育职业教育。
　　（二十二）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重视和支持体育职业教育的发展，加强与体育主管部门的联系与合作，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根据实际对本地体育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增加或置换相应的特殊要求，促进体育职业院校教学改革、科研发展和师资培养，充分发挥体育部门举办体育职业教育的作用，依托体育行业，办好本地区的体育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