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色，性也。性是一个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话题，性与权力纠缠不清的关系，也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性贿赂，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情色贿赂，是古已有之的权色交易方式。《左传》昭公年间，晋邢侯与雍子争田案中，因雍子为“法官”叔鱼献上女子，叔鱼曲法断案，作出有利于雍子的判决。后被叔向以情色贿赂断为贪墨之罪，叔鱼被处死刑。这大约是有史籍记载的最早一起因情色贿赂受罚的案件了。

到了唐代，社会实践中情色贿赂的形式更为多样，但国家法律对其规制也更趋严密。对于官员接受“情色贿赂”的行为，《唐律》将其界定为“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为亲属娶者，亦同。行求者，各减二等。各离之。”也就是说，因为治下民众有所“行求”，而枉法迎娶行贿人之妻妾或女;或者“监临官”接受行贿之人枉法处断公事的请求，为其亲属娶行贿之人妻妾或女;抑或监临官亲属明知行贿之人向监临官提出枉法请求，并以其妻妾或女嫁于己为承诺，仍接受安排，娶行贿之人妻妾或女。如上诸种行为，均构成“贿赂罪”，可以比照监守内奸犯罪惩处。

唐代情色贿赂犯罪，首先要惩处接受贿赂的官员，《唐律》特别强调要严惩“监临官”。所谓“监临官”，指与被监临对象之间存在某种职务或公务统辖关系的官员，通俗地说，就是相对于被管理一方的主管官员。这是因为，直接负有管理责任的监临官员，对下属具有权力的辖制，同时下属也可能会存在有所“请托”的情形，故情色贿赂的行为很容易发生。“监临官”接受情色贿赂的，一般处三年徒刑，如果娶“有夫之妇”的，加重“流二千里”。除了监临官员本身，《唐律》还将监临官的亲属一并纳入该罪，亲属包括本服缌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但亲属成为本罪犯罪主体，只发生在亲属本人明知行贿之人对监临官有枉法请求，而仍娶其妻妾及女的场合，若不知枉法请托，则不为罪。对于监临官亲属，根据不同的情形，也要处以二年、三年不等的徒刑。

唐律对情色贿赂犯罪，不止惩处接受贿赂的官员，对于枉法所求的行贿之人，也一并入罪。唐律规定，若男子献其妻妾于监临官，作枉法请求，不仅要追究刑事责任，亦须强制解除其与所献妻妾的婚姻关系，从而对行贿的男子作出相应的处罚。从受贿、行贿两个方面严格规范情色贿赂行为，使得法律的规制更趋严密，预防的效果也更为全面。

唐律如此严格规制官员的情色贿赂犯罪，除了要保证为官职务的廉洁性外，很大程度上是从儒家伦理道德，特别是家庭伦理的角度出发考虑的。《唐律》“一准乎礼”，也就是以礼为立法的最终依归，出礼则入刑，而情色贿赂危害最大的还是婚姻家庭、礼教纲常，这也是为什么对情色贿赂的处刑都比照纲常犯罪，而不是职务犯罪。

唐代的廉政法制贯彻了“严而不厉”的总体思想。“严”，是指对待贪污受贿罪立法的法网严密。对情色贿赂入刑处罚，正是廉政法制“严”的体现。同时，在对贪渎官员处刑时，基于“崇官”的思想，又呈现出“不厉”的一面。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内在的逻辑在于，作为官员，自身的道德品质需要高于常人，也就是首先对官员课以更高的道德要求。日常生活中一些道德的瑕疵，在普通人身上可能不算什么，但作为官员，就不允许存在。因此，对官员外在的特别优遇是以内在的高道德标准作为先决条件的，即“崇官”表象的背后是更高的道德要求。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如何进行官员伦理道德建设，以及“性贿赂”入刑化的具体设计，无疑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为陕西省社科院政法所助理研究员)
本案是否构成诬告陷害罪

案情：

2003年10月1日，村民高某从市场上买回一台25英寸长虹彩电，可刚看上三天即被盗。高某四处查询未果，便向当地派出所报案。2004年2月10日，村民李某去邻居王某家串门时，发现王某家有一台25英寸长虹彩电，王某称是刚买回来的。李某知道王某家经济一向不宽裕，便怀疑王某家的长虹彩电即是高某所丢失的那台。李某急忙从王某家出来，赶到村委会，向村长报告王某偷窃一事。村长遂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即对王某进行传唤，并经过调查取证，发现王某家的彩电确系其自己购买。后来，王某得知是李某告发，便以李某诬告陷害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争议： 审理中，对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诬告陷害罪产生了二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告发王某偷窃，并使王某受到公安机关传唤，属于情节严重，应追究其诬告陷害罪的刑事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告发王某偷窃，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其主观上并没有捏造事实，意图使王某受刑事追究的故意，只能算是检举失实，因而不构成诬告陷害罪，应依法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是：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诬告陷害罪是指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故意捏造犯罪事实，向国家机关或有关单位作虚假告发的行为。构成诬告陷害罪必须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有诬告的故意，并且有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目的。诬告陷害与错告都属告发错误，但两者有实质差别。错告，包括检举失实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没有虚构犯罪事实的故意，而系客观上因误解而发生了告诉失实的后果，错告并非诬告，不是犯罪行为。
本案中，李某怀疑王某家的长虹彩电系偷窃所得，向村委会告发，其主观上并没有捏告事实便王某受到刑事追究的故意，而系行使监督权的表现。因此，王某的行为不构成诬告陷害罪。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刘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