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股东权益保护与救济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法制的不断完善和进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为了使我国的资本市场越来越完善，经济向良性方向发展，在我国的公司立法中有必要建立各种保护与救济小股东权益的措施来约束控制股东对小股东权益的各种危害，平衡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这种权力失衡的状态，使小股东的各种利益与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以促进社会法制的完善和社会的不断进步。

关键词：公司 小股东权益 法律保护与救济 公平 效率

在现代社会制度中，随着法律的不断进步与完善，处于社会弱势群体中的人的利益越来越受到社会和人们的关注。而小股东作为处于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弱势群体，其利益保护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为了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与健康发展，促进社会民主与公平法律价值的体现，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向良性、健康方向发展。我们有必要在立法、司法、事后救济等方面加强对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与救济，以促进我国社会法律的不断完善与进步，为创建依法治国的社会而作出贡献。
一、 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法理基础和现实依据
在法制不断完善的今天，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所存在的缺陷问题也越来越突现出来，在现代法律的价值取向和现实要求中，加强对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既是社会的现实要求，也是现代法律的价值取向，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法律中加强对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与救济。
1、保护弱势群体是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
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法治的不断进步，现代社会越来越突出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来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当然弱势群体并不是指人的主观方面的条件有什么缺陷而是指在权力和权利方面不具有任何优势，经常处于受支配的地位。社会的民主制度要求少数服从多数，同时又要求多数不能压迫少数，不能侵犯少数的自由和权利。要做到这一点，在制度的设置上，一开始就要为持不同意见的少数预留下表达、申诉、辩解和反抗的机会和途径。一个社会要发动成千上万的人并不难，要达到多数人的一致也不难，难的是公平、公正善待只有百分之几的少数。有时候，少数显得是如此人微气轻，他们的生死存亡是那么不受到大家重视。可是，一个制度能否保证这部分人在社会各领域得到公正的善待，恰恰是检验这个社会文明化程度的试金石，也是决定这个制度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之一。小股东作为一类特殊群体，虽然人数众多，但在资金数量，信息渠道，权利表决、维护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此对他们权益的保护也应当是现代民主法制社会价值所追求目标之一。
2、保护小股东权益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健康发展
资本市场的发展源泉在于广大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在于通过资本融通市场对资本进行整合。把社会上的闲置资金吸引到特定领域中来。通过股市融合流入到生产体系中去。而这部分资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各种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赖和信心。而将自己手中闲置的资金用来投入到股市中来，为了保护这部分投资者的信心和利益，就必须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样才能促进资本市场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作为投资者中占很大一部分的小股东，他们的投资权益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从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中得不到权益，就会丧失投资热情。而退出参与市场资金的融通。因此，充分保护小股东这部分投资者的利益，有利于资本市场向良性和健康方向发展。也有利于资本市场信用制度的维护，筹集资金功能的发挥，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1]。
3、保护小股东权益也是其自力救济能力的必然要求
现代社会中，强者的权益如果受到侵犯，自身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去救济与矫正这种状况。而弱者对此可能就无能为力了。只能更多依靠国家机器和法律进行公力救济。大股东与小股东的自力救济能力是强弱分明的。这种能力的不公平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法律上如果不对小股东的利益予以特别关注以及对大股东的权利予以制衡，必然会导致对小股东权利的任意侵犯，不利于社会价值的体现和社会安定。
4、保护小股东权益是中国目前社会的现实要求
在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初期，往往会强调实行发展经济的措施甚至有意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保持适当收入上的差距。以先富带动后富，以达到追求效率的目的。但是，当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由于各种原因，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这时候国家需要借助于各种宏观措施，包括法律上的倾斜，来进行宏观调控，否则便会激发社会矛盾，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是社会动乱。而中国社会目前显然面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收入差距过大已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从立法上向小股东权益的方向倾斜，加强对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与救济，无疑是目前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法律的手段实行收入再分配，建立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社会公正、公平的利益平衡和协调机制，将对社会和经济的进步与发展起到重大的现实和积极意义。
二、 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具体措施
在现代公司制度中，小股东作为上市公司中处于权利最容易受到侵害的地位，要保护这些小股东的权益，从这些小股东的权利角度进行考虑，明确扩大这些小股东的权利内容，限制控制股东的某些权利，完善相关法律机制以增加小股东行使权利的效果和效力，有利于确保小股东能够主动和积极行使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实行其自我权利的保护与行使，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和公司的良性化运作。
1、实行代理投票制度
在公司股东大会召开期间，小股东因各种原因有可能很难亲自来参加股东大会，为了不放弃自己本来就应该有的权益和对自己的利益进行维护，法律有必要赋予小股东以书面方式，并在书面委托书中载明委托人与被委托人各自的权益，委托的具体权限，条件，要求等事项。由被委托人代为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对股东会议案和相应决议做出与委托人意思相同或相近的意思表示。这样，小股东既完整表达了自己的意思，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同时又节约了成本费用。而且也有利于股东会中所要讨论的议案的通过和具体执行。
2、对股东会表决实行累计投票制
所谓累计投票制，即指股东大会在选举董事、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按照这种方式，一个股东在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所投的总票数等于他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乘以所选的董事或者监事人数。股东即可以把所有的股票权集中选举一人，也可以分散选举数人。最后按得票多寡决定当选的董事或者监事人员。这样，可以有效地保障少数股东将代表其意志和利益的代理人选入董事会或者监事会。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对实现股东平等起到最切实的保障作用。这种投票制度赋予了小股东与大股东抗衡胜出的机会，改变了一股一票制度下大股东的绝对话语权，有利于社会公正价值的体现。
3、对股东表决权进行限制、排除
在股东大会对决议或者议案进行表决时，当某一股东与股东大会讨论的决议事项有特别的厉害关系时，不论其是否有可能在表决时投赞成或者反对票，一律无效。在公司中，表决权属于股东权中的共益权，因此他的行使应当服从公司的公共利益。受到公司所有股东共同、目的限制。在利益分配，关联交易以及其他涉及股东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形，如果不能排除相关厉害关系股东的表决权，控制股东就可能利用资本多数决原则使为了自己利益的股东大会决议获得通过。而公司的众多其他小股东将会被形式合法的股东大会的决议所严重侵害。因此，有必要确立表决权回避制度。事先排除多数股东滥用其表决权的可能性，保证表决权行使的公正和公益性[1]。
4、少数股东的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和召集权
股东大会一般由董事会负责召集，而董事会一般由控制股东操纵。如果任由董事会决定股东大会尤其是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其决议事项，而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事项一般以通知为限。控制股东也就可以随意侵害小股东的利益[1]。为有效的维护小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我们在立法时有必要设定规定，赋予持有公司股份达到一定比例的股东有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请求权[2]。同时，一旦这种临时召集请求权遭受到董事会拒绝的时候，法律赋予小股东享有自行召集权利。这个比例通常设定为持有公司股份达到10%以上[3]。为防止这部分股东滥用股东大会的召集请求权去扰乱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妨设定一个持股期限事先对其进行限制。这样可以有效防止股东滥用股东大会的召集请求权和召集权事件的发生。在赋予小股东这种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和召集权后，小股东针对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系的事件便可利用该请求权和召集权来通过股东大会对自己权益进行保护。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大股东对公司和小股东的危害行为的发生。使股东大会的决议更符合公司发展和良性运行。
5、股东提案权
股东提案权是制是指股东可以向股东大会提出议题或者议案的权利。他能够保证少数股东将其关心的问题提交给股东大会讨论，有助于提高少数股东在股东大会中的主动地位，实现对公司经营的决策参与、监督与纠正[4]。为使小股东的提案权能够得以实现，应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达到一定比例以上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一定时间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股东会召开前一定时间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临时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之内，并有明确议题和其他决议事项。这样即能保证小股东能够有机会提出议案，同时，也有利于议案的审议和过。
6、请求法院指定专门审计人员对公司的业务进行审计的权利
作为公司的股东，只有掌握了充分的信息，其才能对自己的利益状态加以理性的判断，进而做出明智的行动决策。在信息的获取方面，大股东具有明显的优势。其凭借自己是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有密切接触能够获得有关公司经营管理各方面的详细信息。而小股东只能依据公司公告的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的公司报告获得有限的信息[5]。为了自己的权益不被控制股东侵害，为了能够在权利被侵害后能够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小股东必须获得公司公告外的详尽信息。因此，在法律上赋予小股东在法定情形下有请求法院指定专门的审计人员对公司的内部管理进行审计，并提出审计报告。这样可在司法途径中加强对小股东权益的保护。
7、推进网络投票制度的建立和应用
随着现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使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网络时代。而相对于股东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网上股东会具有其低成本性、远程性和便利性。强制股份制公司建立自己的网站，在网上发布有关股东会的资讯，股东通过互联网行使表决权，这样，公司在互联网上召开股东会，股东们通过互联网行事表决权，有利于股东独立行使表决权，促进小股东参与股东会，节约了股东会召开的成本，易于证券监管机关的监管等优点。
首先，公司相关资讯在网上向股东公开，确保了公司股东知情权的实现，从而有利于股东独立的行使表决权，公司及其营业的正确、准确的信息是股东采取行动的关键。如果股东不能获得有关公司事务方面的信息，则他们对公司的事务的管理和业务的执行将完全不知情，其享有的表决权、诉讼提起权将遭受到严重的损害。为此，现代各国公司法都规定股东享有查阅权和信息知情权。但是，由于股东只能到公司所在地去查阅公司相关信息，考虑到成本问题，小股东的查阅权和信息获得事实上受到限制。公司资讯的网上查阅，有利于股东知情权的实现，有利于制约董事和董事会的滥用权力行为，强化了小股东权益的保护。
其次，网上表决权的制度的实行，可以促进小股东参与公司股东会。小股东并非天生的对公司的事务漠不关心，相反，公司事务处理结果的不同，与其切身利益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应当是公司股东会会议的积极参与者。但是，小股东由于亲自出席股东会行使表决权所带来的高成本和低收益，所以，他们往往明智的选择弃权或者委托他人代为行使。而网上行使表决权导致传统股东会议上股东们的聚集不再必要，股东行使表决权的成本大大降低。小股东参与公司重大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得以明显提高，促进了公司民主的发展。
另外，节约了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的成本。而对于证券监管机关来说，网上召开股东大会，使其可以通过特别的渠道，了解，监督个股份公司遵守公司法和相关法律的情况，减少了公司的暗箱操作，使证券监管机关能够更好地履行监管的职责[6]。
三、 小股东权益救济的具体法律机制
在很多情况下，法律保护措施是不能做到很好和完全保护小股东权利的，因此，法律有必要在事后救济方面加强规定，为小股东在权益受到侵害或正在侵害时，提起司法救济提供可能。这样，既有利于减少小股东因为控制股东滥用职权和控制权给小股东所造成的损失，维护其合法权益，又可以促进法律公平、公正价值的体现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1、危害行为的停止请求权
在股份制公司，控制股东可以通过控制董事会来控制公司。而董事的行为对公司有引起不能恢复的损害的可能性。仅董事个人承担责任并不能完全弥补，还必须对这些行为加以事前控制。在公司法中赋予任何股东在他以为公司的经营不正当的侵害了部分股东（至少包括当事人）的权益时，均有权请求法院对这种行为进行干预。一旦认定多数股东，公司董事，监事或者管理人员的行为构成对少数股东权益的不公正侵害时，赋予法院有权下令禁止公司为某种行为，对公司将来的经营活动施加管制。这样，可一定程度上为小股东救济其权益提供保障。
2、反对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制度
反对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是指对于股东利益有重大关系的特定事项，在股东会的多数决议成立的情况下，持反对意见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收买自己所持有的股份，在公司拒绝回购时，法院可以根据股东的申请，强制公司收购该股东的股份。
根据资本多数决原则，在股东会议上，持有公司多数资本的大股东可以通过行使多数表决权，强行实施支配公司资本计划决议。而这个决议可能会损害小股东的利益，肯定有些股东对决议持有不同的意见，如果这个决议没有明显的违反公司章程或者依照商业判断的基本原则，对公司来说有时必需的，那么法院就会难以对此进行否决。而该决议的执行肯定会对持不同意见的股东产生不公。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赋予持异议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则可以使其能够免于权利遭受侵害，而切实保护了异议股东自身的投资权益。
3、对有瑕疵股东会决议的诉讼制度
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可就公司的重大事项做出决议，股东应当按照法定的召集程序召开股东会，并依法定的表决方法通过决议。但是，在实践中，有时会发生实际控制公司经营的大股东基于某种非法的或者个人的目的，不将公司的重大决议事项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讨论，或召开股东会时不通知其他小股东参加的情况。在股东会通过决议的程序或决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侵害了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时，该决议即为有瑕疵的股东会决议。对此，法律有必要作出规定，赋予受到大股东侵害的受害小股东一定的司法救济途径，对公司股东会做出的有瑕疵的决议有权提起诉讼，申请法院判决撤消该决议，判定该决议无效和权利受损的赔偿诉讼请求权之诉[7]。使大股东这种违规或者违法行为受到遏制和被诉，以维护受害小股东的权益。
4、股东申请法院质疑公司是否存在之权利
当控制股东滥用其控制力，对其他小股东进行压榨或者不公平对待时，并且严重损害了公司或者小股东的权益。则我们可以有理由认为，公司股东之间依赖信赖利益关系存在的基础已经丧失[8]。小股东有权申请法院质疑公司是否应该继续存在。这样，当大股东利用控制权对小股东进行侵害时，小股东便可基于以上理由对公司提请法院申请解散公司或者对公司进行整顿，以便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当公司利益受到控制股东，母公司，董事监事，管理人员等行为人的侵害行为直接侵害危害到公司利益并最终使小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时，由于这些人对公司意志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把持公司机关多数股东即为公司利益侵害行为人。因此，要形成起诉他们的公司意志很困难，在公司法中，赋予股东自己委托自己对那些侵害公司利益的人的侵害行为进行诉讼，以维护公司利益，进而间接保障自己的利益，这种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则能够有效克服侵害公司利益和小股东权益的行为的发生[9]。以及把持公司机关导致公司机关不能提起诉讼的程序性障碍，以一种程序保障机制给予公司小股东通过司法途径保护自己的利益的机会。
公安侦查行为行政可诉性研究


近年来，由于公安机关实施侦查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引发的争议呈逐年上升趋势。如何受理对公安机关违法行使职权行为提起的诉讼，是人民法院在实践中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公安侦查行为的涵义和分类


公安侦查行为是指公安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或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在我国刑事法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有人主张"公安侦查行为"包含"对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对行政案件的侦察"两种情况，前者依据的是刑事诉讼法，属于司法行为；而后者依据的则是行政法规，是一种行政行为[1]。本文采纳这种观点。

我国公安机关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具有双重职能，不仅具有行政职能，还具有司法职能，即依法承担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所以公安机关在调处刑事案件中所采取的扣押、查封、冻结、没收财产、限制人身自由等强制措施，均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可诉性。因刑事侦查行为或程序违法而使有关人员的人身权、财产权受侵害，应按《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通过司法赔偿途径解决，而不应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同时，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且由刑事案件引发出来的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目的是保证刑事侦查、审判工作顺利进行，与行政法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不属于同性质的行为。将刑事侦查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可以避免行政诉讼对刑事侦查行为的干扰，也符合监督、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诉讼宗旨。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对刑事强制措施诸如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说明这类措施不属于行政诉讼调整范围。

公安侦察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在侦察中采取的强制措施是具体行政行为。公安行政行为是指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行政法律、法规或规章，针对特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所作的特定的单方行为。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由此可见，公安侦察行为的行政可诉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对公安侦查行为性质区分标准的反思

从学理上区分行政行为和刑事侦查行为，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界定二者的标准，似乎进入了两个误区。一个是所谓的"结果标准"：即看公安机关在采取各种措施之后，最后的结果是否又有新的司法行为出现。如果有新的司法行为出现，就是刑事侦查行为，反之就是行政行为。以此来判断其全部行为的性质是属于行政行为还是司法行为。另一个是所谓的"形式标准"：即看公安机关行为在形式上是否具备刑事侦查行为完备手续，如果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就是司法行为，反之才是行政行为。我们不妨称他们为"结果说"和"形式说"。

司法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仅靠这两项标准，是不能完成正确区分公安机关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的使命的。这是由这两种行为外表极其相似，而实质迥异的特点决定的。两种行为的主体都是公安机关，行为的对象都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为的内容在开始阶段，又往往都表现为强制措施，强制措施外在的极端相似性，使得这种区分愈加困难。上述的"结果标准"和"形式标准"，其实质都是内容标准，显然也不能得出有效的结论，更谈不上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了。按照"结果说"，公安机关在采取了强制措施后，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进入下一步程序，或者故意拖延不作结论的话，那么就永远无法判断行为性质，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对象就无法提起诉讼，自己的权利也无法得到有效救济。
这种局面反过来又助长了公安机关故意拖延案件办理速度的风气，导致案件久拖不决，基实质是逃避法律的制裁。按照"形式说"，公安机关就会，"先办案，后补手续"，或者干脆给多数案件都披上司法行为的外衣。这种现象在公安机关干预经济案件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逻辑的角度分析，如果两种行为的主体、行为对象和以内容都相同，那么，以其中任何一项作为标准，都不可能正确地区分这两种行为。这是否意味着找不到合适的标准对两种行为进行区分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的性质不同，他们之间就一定存在某种差别，只是这种标准不是那么容易确定。换句话说，这种标准不太直观，是一种由多种因素整合在一起的复合性标准，而不是单一标准，非专业人员、非通过特殊程序很难有效运用该标准，对两种行为进行区分，所以，让当事人自己辨别公安机关行为的性质，是十分困难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权。

那么，究竟应采取何种标准区分公安机关的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呢？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即：通过形式审查，只要当事人提起的诉讼符合行政诉讼的形式要件，人民法院行政庭应该全部受理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

三、从保护当事人诉权角度出发，人民法院应加强对公安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监督


诉权是指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以国家审判权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基实质是起诉权[2]。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必须依法受理，保证他们的起诉权得以充分有效地行使。所以，对诉权的保护与人民法院对比起诉的审查和立案的受理行为有直接关系。
一方面，诉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一项重要权利。对诉权的保护是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的职责。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权利。"我国行政诉讼法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因此，对起诉权的保护，人民法院负有最直接的、不可替代的职责和义务。最大限度地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的行使提供充分的保护，是人民法院的神圣职责。另一方面，起诉权是全部诉权中至关重要的一项，是行使其他诉权的前提和基础。保护起诉权是通过司法程序保护公民其他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前提。

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起诉条件有四项：1.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给；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4.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项条件中的"认为"二字，它只是原告个人的一种"自以为是"的主观判断。如果公民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显然应该允许其通过法律的手段进行保护。具体到公安侦查行为，公民可能分辨不清它究竟是行政行为还是司法行为，以及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这时，作为公民权利保护神的人民法院，是不应该保持沉默、不予受理的。至于被告是否合格、是否是行政案件，需待法院审理后才能确定。

实际上，在法院对公安机关的职权进行审查之前，根本无法确认被起诉行为是否属于司法行为。只有法院经过认真审查核实，才能够区分被诉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司法行为。因此，剥夺相对人对公安机关职权行为的诉权，拒绝受理对公安机关司法行为提起的诉讼是不可取的。"对限制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公安机关所有职权行为，相对人都有权提起诉讼。经审查如被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该行为属于依照刑事诉讼法采取的司法行为，那么法院可以采取驳回原告起诉的方式结案[3]。"

有人认为，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且由刑事案件引发出来的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不同于行政法上的强制措施，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没有法律依据，因而主张不予受理。同时，法院受理对所有公安机关职权行为引起的争议还会不适当地干扰刑事侦查工作、影响刑事诉讼程序。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在一些西方国家，刑事案件的侦查通常有很高的透明度，但往往正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侦查机关提高了办事效率和案件侦破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并不意味着必须公开审理此类案件，更不意味随意中止或撤销合法必要的刑事强制措施。法院受案的意义只在于区分被诉行为的性质，保证把每一项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公安具体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因此，如果被诉行为确系刑事司法行为，法院通过行政诉讼程序不仅不会妨碍公安机关行使职权，而且还能够维护公安机关的刑事司法职权，打消犯罪嫌疑人规避法律的企图。如果是公安机关借刑事强制措施之名对公民、法人人身或财产权利加以剥夺限制，而实际上属于越权或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时，法院可依照行政诉讼法作出判决。因此，在公民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有异议时，人民法院应从保护当事人诉权的角度出发，切实加强对国家行政执行法机关行为的监督和制约，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就本文涉及到的问题，应采取如下步骤，进行审查确定。
（一）审查侦查行为的法律依据，确定其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

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后，要想正确区分公安机关的某一行为究竟属于司法职能还是行政职能，应当从其所依据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同时予以审查。如果法院仅程序上区分公安机关的两类行为，那么就难以发现公安机关（在程序上）借刑事强制措施之名而实际上（在实体上）越权或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治安管理是目的，刑事侦查则被作为为行政目的服务的"有效"手段，亦即本应作为刑事诉讼独立阶段的刑事侦查被"异化"，公安机关完全可以利用合法的程序规避实体问题。因此，单一的程序审查是无法准确区分公安机关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的。同样，单一的实体审查也不可行。对法院而言，实体审查会较大地增加其工作量，而且要求法院行政庭同时还要熟悉刑事、经济、民事等审判工作。因为公安机关往往是假借侦查犯罪之名越权插手经济、民事纠纷的，那么法院就要在是审理行政案件时一方面查明公民不构成犯罪，另一方面又要认定公安机关越权行使司法裁判的事实。所以，脱离程序性审查的单一的实体审查也是不可行的。

一方面，法院应当审查被告公安机关的被诉行为是依照什么程序实施的。如果想要证明自己的行为属于司法职能，公安机关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行为是依照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刑事案件侦查的法律进行的。如：向法院说明立案的理由，立案履行的程序，适当的管辖权依法采取的刑事侦查手段、措施等，即公安机关侦查刑事案件，必须要履行的合法程序。公安机关如果能够向法院提供合法履行以上程序的证明，并说明该程序与行政行为的程序有何区别等，就可以初步认定公安机关行使的是司法职能而非行政职能。

在实践中，公安行政行为与刑事侦查行为的处理程序和制裁方法明显不同。公安行政行为的实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有关具体行政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理，如制定书面处罚决定书、举行听证程序等，对行政管理相对人采取的制裁方法仅限于训诫、责令其悔过、罚款、查封、扣押、冻结、划拔直至限制人身自由（行政拘留、收容审查、劳动教养）。刑事侦查行为必须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形式和程序要件，依刑法对刑事犯罪嫌疑人、现行犯以及与犯罪有关的其他人等作出，这里的形式要件对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作出的非刑事侦查中所特有的行为尤为重要，特别是在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财产方面，有时是界定行政行为与侦查行为的重要环节。行政行为作出上述强制措施时，是以行政主体原已作出某种行政处理决定、行政处罚决定和相对方没有履行此种决定为前提。刑事侦查行为采取上述强制措施时，只要认为被调查人或被查封、扣押财产、物品涉及侦查案件，即可作出。但最先出示给当事人的是刑事案件的有关手续，如拘留证、赃款赃物扣押清单等，其最后结果是将犯罪嫌疑人不起诉、提起公诉送审判机关定罪量刑，追究刑事责任或无罪释放。刑事没收要上交国库或返还被害人；确定无罪的，将财物返不原主。否则依《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当事人有要求赔偿权。

另一方面，法院还应当审查被告公安机关所依据的实体法律。公安行政行为的依据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户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交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教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过防出入境管理条例》等等。而刑事侦察行为实施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国家有关刑事方面的法规和司法解释。公安行政行为目的是为了迫使负有法定义务的个人、组织履行义务，或者出于维护社会秩序或保护公民人身健康、安全需要。重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减少和消除各种不安全因素，预防和及时发现犯罪。刑事侦查行为所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以及以此为前提强制扣留的财、物、是为了迅速及时、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证明犯罪嫌疑人罪轻罪重、有罪、无罪，应否追究刑事责任，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作好准备，是审判机关准确有效地适用法律的重要环节。准确界定公安行政行为与刑事侦查行为，对于保证行政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准确、及时的行使刑事侦查权，打击犯罪，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审查侦查行为的事实依据，确定其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
这里提到的事实包括公安机关行为本身的事实（即采取的行为是属于行政行为还是刑事行为）和实施这种行为的事依据。

就行为本身的事实而言，行政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不同。在主体上，行使公安行政权与刑事侦查权的虽同为公安机关，但在行使行政职能时，主要是运用行政手段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合法利益，预防和处理治安灾害事故，保障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充当行政管理人的角色，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是行政法主体。而在行使刑事侦查权时，是运用国家赋予的刑事侦查权，对各种刑事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活动进行调查，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查获罪犯，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以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在客体上，公安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主要包括两种，即物和行为。物，指一定的物质财富，如财产、物品等，是由于公安机关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管理相对人财产、物品的扣押、没收等后果。行为，指法律关系主体有意识的活动，如交通肇事，打架斗殴，等等，包括作为和不作为。而刑事法律关系客体所指的是受到刑法保护的各种社会关系，如社会经济秩序、金融秩序等。在内容上，公安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法主体的权利（职权）和义务（职责），包括治安秩序管理，户口管理，消防管理，交通管理，特种行业管理，危险物品管理，以及边防、出入境管理等等。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权仅限于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四项工作，行使这些职权就是行使侦查权。

公安机关如果认定某一案件属刑事案件，首先要依据一定事实进行立案，然后可能对犯罪人采取一定强制措施。法院对该事实的审查又应包括两方面，其一是立案的事实条件，其二是据以采取强制措施事实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