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驱逐律师 权“术”挤兑法律

事件回放
贵阳市小河区法院开庭审理黎庆洪刑事案件，从报道看，已经演绎成法官与辩护律师的对决赛，庭审激烈进行中，律师频频抗议，法官不示弱，庭审中对辩护律师提出口头警告、训诫多达十余人次，并当场将3名辩护律师逐出法庭。因辩护律师集体就管辖权问题向法庭质疑，多名被告人请求公诉人、审判长回避，驳回后又提出复议申请，审判长不得不多次休庭。
庭审结束后，小河区法院相关负责人曾约谈周泽、迟夙生、朱明勇等多名辩护律师，法院人士对律师未能配合庭审表示失望，并要求不要为难审判长。众律师表示面对该案程序上存在的系列违法行为，法院应坚守法律的底线和良知。虽后的庭审，法警增加，气氛凝重。
其中还出现两则怪象，一是法官迟到一小时才开庭，律师要求法庭做说明；二是延迟开庭期间公诉人频繁走上审判席和合议庭沟通，律师表达不同意见，审判长对提议律师进行口头训诫，辩护律师坚持要求解释，审判长命令法警把律师驱逐出法庭。引得多名律师举手要求发言未被准许。接着又有辩护律师也被审判长以未遵守法庭纪律为由逐出法庭，还有的律师被逐一点名予以口头警告。
宣读起诉书过程中，被告人黎庆洪喊了起来“法庭不能公正审理，把我也驱逐吧。”审判长命法警架走黎庆洪，再次引来律师抗议，续庭时法院要求3名被逐出法庭的律师出具遵守法庭纪律的保证书，被律师以庭审违法予以拒绝，最终他们未被准许进入法庭参与辩护。
看似“正确”的错误
法律规定辩护律师应当遵守法庭纪律，指的是辩护人必须为维护被告人的法定权益开展辩护工作，依据法律规定提出辩护意见，遵守正常的法庭审理秩序。但从事件发展过程似乎看得出，审理案件的法官明显要求辩护人配合法庭，帮助审判长“顺利”审理案件，正因为有这个不合法现象，辩护律师没有配合。1月10日的庭审中，律师质疑法庭程序违规，要求解释被拒，审判人员对律师提出口头警告、训诫，将3名辩护律师逐出法庭。事后法院有关人士约谈律师，要求他们配合庭审，不要为难审判长，帮助审判长将案件顺利审理完毕。其实，辩护律师有权就程序违规等问题提出质疑，此项质疑有利于保障审判公正进行。庭审中审判长有权制止各种故意违反法庭审判秩序的行为，但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合理要求应当予以认真分析，不应随意动粗而将律师逐出法庭。
扼杀司法的悲剧
媒体报端可见，审判长驱逐辩护律师的现象，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公权人员将律师的辩护视为制造障碍，没有充分认识到对保障案件公正审理的重要意义。当下，中国法律界人士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促进法治进程，法治之声一直不绝于耳，但人们普遍感到民众的法律意识与权力拥有者的法律认识不成一体，也渐渐使民众对法治产生冷漠感，象本案当中的审者那种居高临下神态和自作主张的言语，让人不禁产生疑问，这能是走向成熟的中国司法吗？辩护律师的作法有可能不合审者的节拍，但隐含着对刑事法律的韵律，审案法官从态度到行举走向极端，迷失自我，脱离法律实践，不顾法律基本功能，过度引用所谓的驱逐权，实在没有必要，这样的作法只能让法律失去力量，失去生命力。
我们知道法律实施要靠司法撑起来，而不是靠法官自己的态度，这是一起看似正确的错误。法庭在没有充分理由时就对律师动辄采取训诫甚至驱逐出法庭，显然是对律师辩护权利的践踏，是一种极端行径。法官的错误定论自在不言中。诸如此类，给中国法治实践带来太多的变化，有了太多的不如意，需要我们直视，看着这个泡沫法庭充斥着的司法生态，急需法律从业人员源自内心对法律的真感，而不是冲动、冲击或冲撞。本案当审者以强势姿态留下各异，等于给自己套上了一副枷锁，是在扼杀法律的同是扼杀自我，扼杀司法，是更大的悲剧。
下来吧高高在上的判官
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潮流中，同样有不同的法律职业者，我们应该站在一起，将自身的感悟融进法律。
我们说审判是一门艺术的表达方式，是高境界的艺术，既然是艺术，那就不是单一的，至少应当接受来自各方的评辩。黎案审者不与主流合一，踏上一条自作主张的老路，难以破茧权术的思维贯性，笔者断言其难有优秀的审判。
法庭是解决问题的地方，神圣而不神秘，庄重而不装腔，用轻松的方式谈严肃的话题，产出一桩桩饱含法律内容的案例，只有这样才能让世人听到法律的声音，跟随法治节拍，走向法治明天。
尘世百态蕴托人的灵魂，生活中难免是是非非，通过法律官道得以解决争端，无论是民案还是刑案，都将慰藉法律鲜活，进入法庭的诉讼，即有轰轰烈烈，也有鸡毛蒜皮，当审者真正的大手笔在于将庭审秩序组织好，更多地听取控辩双方的表达，在平凡的审理之中传神法律，把法律的故事讲好，才更加动听、更加动人。
主审法官固然有偏好，但当步入法堂之上，就不能对法律持之冷漠，对当事人持之冷眼，法律工作不是玩弄权术，需要的是调整好心态，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一种超越具体的事和人的精神，报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些都要源自法官对法律的信念，对法律职业的激情，以及为追求法律的公平公正而献身的理念。
如果以权施术，则是对错颠倒，是法律界人士的耻辱；如果无法有“术”，以“术”得势，得势后更热衷于“术”，就会把法律搞乱，把法庭搞乱，以其低劣的素质影响法律，成为法律界一个暂时无法消除的污点。我们说有法律之术是好事，法律之术需要受到法律职业道德特定的约束，而不是诸如此类争权逐利之术，不是将礼义廉耻抛于九霄云外之术，拥有此术者只能把法律和法庭染成黑色一笔。法律界是高尚风范的世界，有风度，有信义，正义和公正是法律的根基，无耻者闯入肯定会被驱逐。
笔者认为，在法律领域，理性比技能更重，实力比势力更强，占据法律职位的人，不应当高高在上，某种意义上看，我们都是法律领域的匆匆过客，但现实行动带来的影响不可小视，法律职业人的一举一动，都对法律文化和法律生态都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万不可小视。
驱逐令何其随意
逐出法庭是民间俗称的提法，法律用语是“责令退出法庭”。《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如果诉讼参与人或者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审判长应当警告制止。对不听制止的，可以强行带出法庭；情节严重的，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的拘留。罚款、拘留必须经院长批准。被处罚人对罚款、拘留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如果诉讼参与人或者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合议庭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对于违反法庭秩序情节较轻的，应当当庭警告制止并进行训诫；（二）对于不听警告制止的，可以指令法警强行带出法庭；（三）对于违反法庭秩序情节严重的，经报请院长批准后，对行为人处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的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六条、第七条规定：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应当着装整洁；诉讼参与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维护法庭秩序，不得喧哗、吵闹；发言、陈述和辩论，须经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许可。第十一条规定：对于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可以口头警告、训诫，也可以责令退出法庭或予以罚款、拘留。可以看出：律师出庭必须遵守的义务：衣着整洁；发言时要经审判人员许可；不得喧哗、吵闹；不得有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刑事犯罪行为。律师违反上述义务，按照法律和法庭规则规定，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从制止行为看，是以着装、服从指挥、维护秩序为行为客体；从采取的措施的严重程度看，由训诫、责令退出法庭、罚款、拘留等处罚措施递增式制罚，处罚的合理性原则是适用轻处罚能解决问题就没有必要用重的处罚。本案参与辩护的律师衣着没有问题，也没有不服从法庭指挥的行为，是依法提出回避，要求复议，要求解释，理由正当，律师也是深谙法律之师，不至于无聊到大闹法庭，所以说，参与辩护的律师，不但不该受训，反而需要支持和鼓励。只所以发生这样的问题，说明当前的法律法规对于辩护律师的保障不健全，说明法官对法律职业的要求和素质需要提升。避免像黎庆洪案这样因为质疑法庭程序违规就被逐出法庭，需要司法工作人员提高认识水平，有必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大对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的保障力度，如此才有利于促进法治化水平与人权保障事业发展。
法官庭审义务多于权利
庭审调查事项控制权，即是权力，更是义务。是法官为形成裁判提供案件的基础，对庭审调查的范围、控辩双方的争点加以确定、变更或对其施加影响的诉讼职权。法官的庭审调查事项控制权不同于证据调查权，它影响着证据调查的范围并对裁判结果产生影响。英美法系虽然法官没有主动的证据调查权，却仍对庭审调查的事项产生一定影响。
秩序维护权：
一是诉讼许可：法官通过诉讼许可权对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进行控制，保证审判活动有序进行。任何诉讼参与人非经法庭许可不得退庭；控辩双方进行证据调查和辩论必须经过法庭许可。
二是制止询问、辩论权：法官及时制止控辩双方不正当的询问和辩论，避免控辩双方法庭中的对抗变为无意义的纠缠和人身攻击，维持法庭秩序，使庭审查明案件事实的功能充分发挥，避免不必要的拖延。控辩双方庭审中的询问权是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通过询问本方证人可以使本方的诉讼主张得到支持和印证，而对对方证人的询问则可以揭示其证言的漏洞，动摇证据的可信性。交叉询问被称为当事人主义诉讼中发现案件事实的最佳装备。在美国交叉询问权被上升为被告人的宪法权利。日本和德国刑事诉讼法法典中，都明确规定了抗辩双方交叉询问的方式。根据我国有关司法解释，在法庭审理中，向证人发问，应当先由提请传唤的一方进行，发问完毕后，对方经审判长准许，也可以发问。法官在控辩双方交叉询问中除了要认真听证外，保证交叉询问的正常进行，维护交叉询问所应遵循的规则，发现控辩双方违反规则的询问主动制止，或根据一方的异议命令另一方停止询问，并将询问中的混乱问题及时澄清。
三是程序进程决定权：大陆法系刑事诉讼中，原则上法官有完全的程序进程决定权；在英美法系，控辩双方分割了一部分程序进程的控制权，例如：美国控辩双方通过辩诉交易而使审判程序简化，无须召集陪审团开庭审理；英国被指控犯两可罪的被告人可以选择到治安法院接受审判，而避免刑事法院的正式审判。在大陆法系的特别程序中，控辩双方也有一定程序控制权。英美法系法官除在审判遇到障碍时做出相关决定之外，对程序进程仍有一定程度的决定权。例如：在美国开庭之前，如果被告人认为检察官违反了某一重要法律规定，特别是违反了被告人的宪法权利，向法官申请，法官裁定可以撤销案件，将被告人无罪释放，不进行审理；如果陪审员的评议结果明显适用法律错误，职业法官有权撤销陪审团裁决并解散陪审员，重新召集陪审团审理；在英国法庭上，被告人可以不作答辩而要求撤销起诉，如果起诉书明显不成立，法院应当直接撤销起诉，而无须由陪审团进行审理。
四是程序强制权：程序强制权是为保障审判程序顺利进行，而排除程序障碍、维护审判秩序的强制性手段。在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中，法院有权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逮捕四种强制措施。通过对被告人适用强制措施，保证被告人到庭接受审判，使庭审正常进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在庭审中，法官对扰乱审判秩序的人，可以采取相应的强制性手段。在法庭审理中，如果诉讼参与人或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审判长应当警告制止；对不听制止的，可以强行带出法庭；对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者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罚款、拘留必须经院长批准。
对构成扰乱法庭秩序罪，法官能否直接进行定罪和量刑，我国对此没有特殊规定。英美法系中，对藐视法庭罪法官可以当庭立即对犯罪人传讯并对其定罪。对藐视法庭罪的审理是一种无控诉程序。藐视法庭罪起源于十二世纪英国的巡回审判。当时法官在审判地随时可能遭遇破坏开庭或伤害法官的事件，在开庭审判中有时也可能有旁听的群众或被害人亲属向法庭扔鸡蛋、西红柿等等破坏审判秩序的事件。为了维护法庭秩序、捍卫法律尊严、建立法官权威，法官有权当即对破坏肇事者予以处罚。这种权力在英国和美国的司法制度中一直被保留下来，并被国际司法界所认可。美国大法官费利克思曾说过“无可争辩的是自从美国开国以来，惩罚藐视法庭罪的权力是否符合宪法从来未受到过怀疑。”
发掘真相的义务：刑事审判的适用基础是犯罪的发生不为法官亲眼所见，要追究犯罪，不能由法官主观臆断、偏听偏信，而必须经过一套严格科学的诉讼程序来查明案件真相，因此需要通过侦查和起诉将罪犯引渡到法庭。
充分保障辩护权：被告人有权聘请辩护人，审判组织应在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判决。


法律素质是公民素质的基本组成部分


公民综合素质主要由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法律素质组成。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然要求公民法律素质与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同步进行、同时提高。
一、 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法律素质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的群众性基础。
党的十五大重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并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党的基本纲领。这三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党的十六大更发出了庄严的号召，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然后，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这些目标，不仅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奋斗，而且也有赖于相应知识、观念和能力的掌握、增强和提高。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是，倘若科学文化知识贫乏、道德水平低下，建成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强国是不可能的话，那么，全民族民主法制意识薄弱而企求达到民主（法治）国家目标同样是一句空话！贯彻党的三个基本纲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才能实现三个基本目标，并通过全民族三个方面的素质相应提高作为保障，这是顺理成章的。

（二）三个方面素质同步提高是党和国家的一贯要求。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就明确提出，“要在全体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法制的宣传教育。”1996年10月10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就指出，今后15年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这三个方面相提并论说的是那么的明白无误！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现行宪法第二十四条也规定，国家要“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注意！如果把理想和道德教育合并的话，这里实际上可归结成三类教育，这三类教育不正是要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法律素质吗？从1986年开始，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连续部署了四个五年普法。普法的过程就是用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江泽民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的论述、宪法和法律法规教育人、改造人、培养人、塑造人的过程，也是把众多法律意识和具体法律规定内化为人的素质，从而确保法律正确实施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从2001年开始的“四五”普法，就明确提出了“两个转变，两个提高”（即增强公民法律意识向提高公民法律素质转变，全面提高公民法律素质；从注重依靠行政手段向注重依靠法律手段转变，全面提高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的目标，鲜明地强调要全面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出现这样提法当属首次。
（三） 法律素质是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的必备素质。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一是依法治国要求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不懂法不知法，何以当家作主？二是扩大基层民主，让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法律知识贫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何谈起？三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公民生产、生活、工作，处处遇法，事事有法，不具备法律素质，势必寸步难行。四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宣部、司法部的“四五”普法规划中，明确要求“青少年学生要在法律素质的养成上下功夫。"今后，青少年应是“德、智、法”全面发展，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的需要。
（四）公民法律素质提高是应对入世的客观需要。
加入世贸组织充分展示了党和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积极姿态。WTO规则作为一部庞大的“法典”，涉及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应对入世，信守入世承诺，我们要清理、修订和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快专门人才培养，加强政府部门内协调配合，有步骤地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深入开展多、双边经贸合作等。这一系列相应措施，无一不与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乃至全民族法律素质的提高息息相关。例如，今后新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都要符合WTO规则，这就要求人大、政府相关人员熟悉WTO各项规则，领会和吃透精神。又例如，入世后要求增加立法透明度，要充分征求各方面特别是管理相对人的意见。若管理相对人对WTO规则和有关法律知识漠然不知，怎么能谈得上民主参与呢？
（五）法律素质已初步形成了独立的体系。
公民综合素质中法律素质能否“三分天下有其一”，尚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误区之一，“法律素质只是思想道德素质的一部分。”江泽民同志和党中央多次指出，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既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又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从逻辑上看，道德和法律不是包含关系，而是并列关系。所以，把法律素质纳入思想道德素质之中是不妥当的，由此推论，把法制教育纳入道德教育也是有失偏颇的。误区之二，“法律素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尽管法律素质的提法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也还可以斟酌。但是，有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江泽民关于民主法制建设论述为理论指导，有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明确要求，有400多部法律、800多件行政法规以及数以万计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为基本内容，有全国30个省（市、区）、95%的市（地、州）、87%的县（区）、75%的基层单位都已开展了依法治理活动为实践舞台，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已可谓：目标清晰、任务明确、内容丰富、要求实在。误区之三，“法律素质的提高缺乏可操作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法治进程，从刑法、刑诉法的宣传教育，到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宣传教育，到对1982年宪法的宣传教育，无一不是对公民法律素质的启蒙。全民普法持续16年，更是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的浓墨重彩。如今，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始终起着率先垂范的作用；对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职业法律工作者都提出了必须有法律专业大专乃至本科学历的要求；对公务员则要求全面进行依法行政的培训；学校的法制教育也正朝着计划、师资、教材、课时“四落实”的方向推进，等等。这些，都为全面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证明公民必须具备法律素质。上述误区的存在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页）而社会主义法治真正推进的历史也只是20多年。对干部的要求是“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对学生的要求是“德、智、体”（把身体素质与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并列在一起是很可以再研究的）的全面发展……这些传统的提法束缚着人们前瞻性思维的创新。
二、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基本途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全民普法开展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蓬勃发展，公民法律素质也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学法、用法、守法、护法的观念和习惯逐步养成；各级领导干部通过学习法律知识，提高法制观念，促进了领导方式、工作方式的转变；司法和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不断提高，促进了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青少年法律素质的养成不断取得成果；经营管理人员法制观念逐步增强，依法经营管理已成为共识。但是，不能不看到，公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及公务员的法律素质与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仍有很大的差距，一些地方和部门乃至领导干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群众的学法积极性，等等。这些问题如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建设进程。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面对新形势，必须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探索规律，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使公民法律素质一个新的提高。
（一）端正指导思想。
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的指导思想，应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结合以德治国，以学习宪法和法律法规为前提，以增强法律意识为核心，以提高法律能力为着眼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同时，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应确定以下基本原则：1、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把增强公民民主法制意识同增强公民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相结合。2、坚持社会主义法律强调的权利义务观。要引导公民在享有宪法和法律法规赋予权利的同时，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义务，积极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3、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要根据法治实践的需要组织人们学法，运用法律知识推动法治实践，再根据法治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深化学法。
（二）坚持以民为本。
提高公民法律素质要以让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准则，大力倡导“遵章循律、诚实守信、维权扶正、依法办事、民主参与”的基本法律规范要求。
遵章循律。首先要确立宪法至上的观念，遵守宪法的各项原则和规定，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其次是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规章。再次，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制定的各部门、各单位的规范性文件以及群众自治组织按照法定程序通过的村（居）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之类的文件，公民也有遵守的义务。
诚实守信。每一位公民无论是从政、为人、办事、交往，都要守诺言、讲信用、求真诚、负责任、言必行、行必果，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维权扶正。鼓励公民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善于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还要提倡公民见义勇为，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依法办事。公民无论是参政议政，还是搞买卖、订契约、干工作，都要有规矩、讲规则。
民主参与。村民、居民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并鼓励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等。
(三)抓住重中之重。
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示范作用、主导作用十分重要。
法律素质是领导干部任职资格的必备条件。必然的发展趋势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干部不具备相应的法律素质，将丧失领导资格。
抓住关键环节，促使领导干部学法向纵深发展。一是组织管理重机制。在领导体制上，要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在工作格局上，实行党委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法宣部门协调，有关部门参与；在具体操作上，做到“以需求为导向，分级管理和分层培训相结合，计划调训和自主择训相结合”；在队伍建设上，主要抓好各级讲师团建设。二是与时俱进定内容；掌握履行职责必备的法律知识是基础，熟悉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相关的法治内容是重点，及时了解新颁布的法律法规主要精神是补充。三是健全制度作保障。要从学、考、查、用等多个方面促使领导干部学习法律的制度化、规范化。四是多种途径重阵地。各级党校是领导干部学法的主阵地，自学是领导干部学法的基本途径，同时搞好助学，并努力做到法制培训的计划、课时、师资、教材、考核的“五落实”。
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化管理水平。领导干部用法可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综合层面，即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另一是单项层面，通过学以致用，从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法律监督、基层民主建设和专项治理等各个领域予以推进。查阅法律条文，钻研法治课题，要求法制工作部门把好法律关，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法律论证等，是领导干部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基本渠道。
（四）深化普法教育。
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教育是基础。按照“四五”普法的总体部署，通过不断推进家庭教育、紧紧抓住学校教育、着力巩固在岗教育、突出加强社会教育，促使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不断深化。
家庭是培育公民法律素质的“发源地”。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家长要在幼儿似懂非懂时始，晓以规矩、约束，感知法的存在。要在每个家庭中，通过各个成员的言行举止，相互影响，共同提高。家庭中的成年成员要率先垂范，做未成年成员言行的楷模。
学校是公民接受系统法制教育的“根据地”。要把法制教育纳入素质教育的范畴以此合理规划不同学龄段法制教育的不同内容，并科学安排道德教育、文化教育、法制教育的不同比例。坚持依法治校，发挥教师为人师表的作用，把法制教育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要组织学生参加法治实践活动，帮助他们了解法治的历史和现状，增强使命感，绝不能再在中国大地上产生新的“法盲”。
所在单位是公民法律素质持续提高的“主阵地”。要推进领导干部、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等重点对象学法用法的规范化、制度化，逐步建立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员接受法制教育的不同标准，逐步推行法律知识任职资格制度，逐步把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状况与在岗人员考核、奖惩的依据之一。
社会是公民潜移默化接受法制熏陶的“大天地”。坚持“党委领导，政府实施，人大监督，法宣主管部门具体组织，社会各方面参与”的法制宣传教育运作机制，要科学规划，强化管理，完善考核，促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健康发展。
（五）让法律进基层。
让法律进基层定位是，在党委的领导下，有关部门按照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的职能要求，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在基层深入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为广大公民提供全方位的法治服务。它包括如下内容：
宣传法律知识。从内容上看，主要是对涉及公民工作、劳动、生活的新法律法规要及时宣传，对与公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深入宣传，对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法律法规要反复宣传。要注意针对性，公民个别法律需求要有求必应；从方法上既要“授以鱼”，更要“授以渔”，着力于公民运用法律能力和水平的提高。
律师（公证员）提供服务。每个律师事务所都要定向负责一个街道、镇乡的法律服务工作，鼓励律师义务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各公证处要在每个街道、镇乡设立公证咨询点，定期由公证员向公民提供公证咨询服务。
依法调解纠纷。普遍建立社区矛盾调解中心，健全首席调解员制度，推动人民调解协议书审核制度，实现人民调解制度与诉讼制度的衔接，促使纠纷调解的规范化、制度化。
落实法律援助。要与“123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工作密切配合，依托街道、镇乡司法信访综合服务窗口，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联络员），采取上门服务、定期回访等形式，提高法律援助效率和服务质量。
依法专项治理。要针对基层环卫、物业、治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推进居民自治。要健全“四民”（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实行“三自”（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推进居（村）务公开，保证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
维护安定安全。结合文明、安全创建活动的开展，完善基层安全防控体系，确保社区稳定。
整合法律资源。在街道党工委、镇乡党委领导下，充实和发展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形成优势互补、协调有序的工作机制和格局。
（六）营造法治氛围。
大众传媒和文学艺术，对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有着特殊的号召力、凝聚力、说服力，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