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抄转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对粤东分院处理华侨婚姻问题报告所提意见的复函

1954年6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
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5月17日来函〔侨群字第（54）1791号〕对粤东分院处理华侨婚姻问题的报告提出几项意见，特抄转你院后转有关法院参考。但解决华侨婚姻纠纷问题，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4月8日（54）政政习字第22号《关于处理华侨婚姻纠纷问题的指示》处理。

附一：广东省人民法院粤东分院关于梅县、普宁两县1953年处理华侨婚姻问题的专题报告 （1954年3月3日）
一、一般情况和婚姻类型的分析
梅县是一个多华侨的县份，华侨户数大概占全县户数的70％左右，（非正式统计）县里有句俗话“华侨断家不断屋”意思是说，每一屋都有华侨，只是一两家没有华侨而已，可见华侨在全县人口数量比重的庞大了，出国华侨全部都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而远涉海外去谋生的。据普宁县全年受理的74件华侨婚姻案件中，有50件是贫农成份，迫于当年的生活困难而出洋的，占华侨婚姻案件百分之六七、五六，从这个统计数字，我们就可以知道，很多侨属在经济上与海外各地华侨发生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而受南洋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也来得比较深刻。与此伴随着而来的婚姻问题也显得比较复杂，这些复杂的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离婚类型看出。
（一）婚姻同居时间很短，分别时间很长的。如梅县张××与刘××离婚案，张出生两个月就被抱到刘的家里为“等郎妹”，等了两年刘才出世，张××19岁那年，由父母包办与刘结婚，过夫妻生活两个月，刘便出南洋大吡叨谋生，从分离到现在已17年长的时间，当年结婚之时，张是19岁的少女，而现在是37岁的中年妇人了，又如李××与余××离婚案，李16岁时，由阿大伯带出南洋与余结婚，同居一年，因怀孕被送回家生孩子，从此一别，竟长达22年，普宁的统计，在74件中有26件属这类型的，占华侨婚姻案百分之三十五。
（二）夫妻分离后，男方在洋娶妾的，如梅县黄友玉与梁怀卿离婚案，他们在解放前结婚不久，男方便过洋去了，梁在南洋又另与一个女人结婚。普宁的统计，这类案件占华侨婚姻案30．5％，梅县则占40．67％。
（三）通奸怀孕的，如梅县张××与蔡××离婚案，张现年22岁，16岁那年被包办结婚，婚后一年男方出南洋，女方感到孤寂，便与夫弟通奸怀孕。梅县的统计，这类案件占华侨婚姻案10．8％，普宁的占13．5％。
（四）有婚姻之名无同居之实的。如梅县邓××与李××离婚案，邓××（女），现年28岁，24岁那年凭媒介绍，看了李××由南洋寄回的像片，遂嫁到男方家里，空守4年，仍未见丈夫回家同居，长期地发生着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又如刘××，她在29岁时由媒人双宝嫂介绍看过男方林××由南洋寄回的像片，便嫁到他家里。直等到提出离婚时，已苦待了8年时间，还没有看到丈夫的真实面貌。梅县称这类婚姻为“隔山娶”，普宁也有这种情况，但两县发现这类型的案件不很多。
（五）男方住址不明，女方不办离婚手续即与他人实行同居的。如梅县饶××与陈××离婚案，饶现年39岁，19岁的那年与陈结婚，婚后两年多，男方便出南洋，去后只来一信，经过多年变迁，详细地址已不明确，女方不管要不要办离婚手续，便与另一男子刘××实行同居，梅县的统计，这类案件占华侨婚姻案百分之六、七。

从以上的类型可以看出，由于过去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存在，造成了华侨婚姻在妇女方面的痛苦，这表现在性方面长期地得不到合理的解决，普宁的统计，通奸怀孕的占华侨婚姻案件百分之13．5％，梅县占百分之10．8％，有一妇女在梅县法院请求离婚，法院同志劝她不要离婚，她听了以后说：“百万家财我不要，我要的是丈夫”。普宁杜××因丈夫出洋19年，她在劳动生产过程中与其甥（比杜小10岁）有了感情，有一次睡至夜晚十时左右，主动起床跑到厅里要其甥与她通奸，华侨婚姻的妇女所以如此迫切要求离婚，其原因固然很多，例如封建婚姻制度造成她们婚姻的不合理，使他们之间感情淡薄或毫无感情。华侨在南洋经济的衰落，引起侨眷生活的困难，以及长期分别的结果外，性的方面得不到解决也是其中原因之一，而女方曾与人通奸或坚决提出离婚，这个责任主要应该由华侨来负。我们可以从下面的统计数来肯定这个责任的。据梅县的统计华侨婚姻的男方在南洋重婚的，占华侨婚姻案40．67％，普宁的占30．5％，男方出洋时间也相当长，据梅县的统计1953年未结案150件中，男方出洋时间在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有37件，占华侨婚姻案24．67％。5年以上10年以下的91件，占华侨婚姻案60．67％，10年以上22件，占华侨婚姻案14．66％。华侨在外面普遍重婚，而又长期不归家共同生活，这些就是通奸和离婚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过去很多妇女愿意和华侨结婚呢？甚至与相片结婚也愿意？这可以从各类型的案件和当地的社会情况来加以分析，不外有二个原因：
（一）由于华侨数量多，经济上发生密切的联系，解放前华侨出入比较频繁，这便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南洋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给该两县人民以一种极坏的影响，以为南洋是一座“乐园”。因此，拜金思想也比较突出。为父母者听到华侨要结婚，也不加考虑，立即把女儿包办起来，青年妇女也认为从此可以与华侨一起过“乐园”生活。因此，出嫁相片成为平常的事，“隔山娶”并不感到稀奇事。
（二）男方往往觉得家庭人手少，缺乏劳动力，父母无人照顾，便以娶老婆留在家里来解决这些问题，绝非为了夫妻生活而结合为伴侣的。
为什么在华侨婚姻关系的存续中，妇女如此痛苦，还能长期地忍耐到现在？这里有它的原因：（1）妇女结婚之后虽然感到实际生活的痛苦，但由于受旧社会长期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无力反抗。（2）受南洋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影响，因而在思想上与华侨发生了“感情”，在经济上又依靠着华侨，这两点原因，长期地、而且有力地维系着那种极不合理的婚姻关系，解放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贯彻婚姻法运动，封建婚姻制度已经摧毁，新的婚姻制度已普遍建立。广大的妇女群众，在思想上受到新婚姻法的影响，认识了自己婚姻的不合理，在经济上又分得一份土地和财产，逐步摆脱了经济上的依赖，随着这个历史的转变，要求在旧婚姻关系上解放的妇女就逐渐增加起来。
二、处理华侨婚姻案件的一些体会
（一）针对思想、耐心说服、掌握案情、适当处理，是解决华侨婚姻纠纷的成功做法。例如普宁县处理方××（女）与人通奸，引起丈夫许××在南洋来信控告和请求离婚，及方××反诉离婚的案件，普宁法院对此案经过非常深入细致的工作，圆满解决了问题，它首先研究方××（女）与他人（23岁比方小10岁）通奸的原因是因为丈夫许××出洋太久（8年）而与奸夫许××在生活上过从甚密，另外又了解到方××与丈夫许××向来感情都好，共生了5个儿女，大的18岁，最小的已12岁，同时又了解到奸夫许××是不法富农，方是贫农成份，阶级悬殊，且方比奸夫大10岁，另外还了解到方××因事情暴露怕丈夫不要，想与奸夫结婚，以及许××因一时激于义愤，控告其妻通奸和要求离婚的思想情况，普宁法院全面掌握这些情况后，首先根据群众意见，和顺应方××的丈夫许××在南洋来信的请求，先把奸夫许××扣押，并即针对方××怕因事暴露，丈夫不要而坚决请求离婚想与奸夫结婚的思想，进行分析说服教育，先从阶级成份谈起，说明她是贫农，奸夫是不法富农，我们应有阶级立场，然后再从年龄分析，说明她年岁大，奸夫年岁小，与她发生奸宿，是一时冲动，不能看做他完全爱她的表现，结婚也不一定有好结果，然后又说到她子女多自己有责任教养，过去丈夫一向对待好，夫离子散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方××经过这样的分析，思想通了，打消离婚念头，但还顾虑到丈夫不要她，法院又针对这个思想，向她提出保证，由法院写信到外面向她丈夫解释，争取男方原谅，方××便同意这样做，并表示改过自新。法院从他们夫妻一贯有感情，子女还小尚须人抚养，和方××一时思想错误，但已承认了错误，和判处奸夫五个月劳役等情况写信到南洋向许××解释，和说明方××通奸原因，是由于男方离家太久，与人通奸虽对男方不忠实，但还可原谅来争取和说服他们团圆，男方不但同意还来信给法院：“你们的和解下，使我们夫妻团圆，真是感恩感德”。经济上也经常接济方××了，这是通过审判工作，给一对不应离婚的华侨夫妻继续结合为伴侣，同时给破坏一宗有感情的夫妻关系的犯罪者以一定的处分，给华侨重新带来了幸福。
（二）华侨婚姻案件的特点，是当事人不能同时在一个地方，即一方在国内，他方在国外，一般在国外的又多是离家时间很久或下落不明，或已重婚，或者音讯很少的。在国内的一方又多系妇女，长期受着不合理婚姻的摧残和迫害，痛苦特别沉重。故这类案件必须稳中求快，迅速处理，据普宁的经验，凡过洋多年而无信息，下落又不明的，可据一方提出，经调查属实的即予判决。凡可证实对方已在南洋娶妾的，经说服他方无效后，为执行一夫一妻制的原则给予判离，但可能通知对方时设法通知。凡有信息来往，而一方提出离婚的，则根据双方的婚姻关系，婚后感情，出洋时长短，对家庭经济接济情况为根据，通讯对方征求意见后方判决。凡因通奸怀孕提出离婚的，如对方住址明确，即去信征求意见，经一定时间无答复的，作缺席判决，由于普宁能根据各种案件的不同情况，迅速处理，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故华侨婚姻案件没有积压，梅县所有华侨婚姻案件则不问情况都要通过侨委会去征求对方的意见，以致案件不能迅速处理，1953年受理244件华侨婚姻案中，只结了94件，尚有150件未结，不能不说是处理方法上存在着一些缺点。
三、审判工作上的困难
据梅县、普宁两县处理华侨婚姻案件发现的问题，反映在审判工作上是有种种困难的，有些妇女因通奸怀孕的，急于求离，但法院不敢立即判离，还须通过侨委会转知或函知对方征求意见，如此经过时间较长，女方又万分焦急，有的竟行自杀，如普宁县处林××（女）离婚案，林因通奸怀孕，急于求离不得，又闻其夫将回家，便自杀不遂，像这类案件要从速办理又不可能，不速办又怕发生意外，其次华侨接到通知后，采取不理的态度，有些则因住址不明，无从联系，法院感到这类案件难下结论，再次是侨委会片面强调华侨利益，过份强调说服教育，而华侨婚姻案的说服比普通的婚姻案较难，梅县法院劝导一妇女不可轻意离婚，妇女说“真难为人”，有些还带着威胁的话“办不办？不办我自己打算”。法院劝导通奸妇女不要通奸，她说：“要我不通奸，就叫我丈夫回来”。由于华侨婚姻案件的妇女一般比普通婚姻案件的妇女痛苦更深，求离之心也更加迫切。说服教育也非容易的事。以上的一些困难，大部由梅县法院反映出来。
四、存在问题
（一）根据省第二届司法会议关于处理华侨婚姻问题的指示，对华侨居住国外，因住址不明，生死不明，而经驻外使馆或侨委会调查明确或经公告后即可判离，但普宁法院在实际工作中的做法认为公告是形式的东西，不必登报广告，他们认为只要知其下落。通过当事人，区乡政府或主办人员的名义去函征求便可。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比公告好。不通过大使馆或侨委会或公告方式而采取其他形式是否妥当？
（二）根据省二届会议指示：侨眷通奸原则上不扣押判刑。但普宁的做法认为凡与人通奸，群众意见大，华侨本人来信控告，非处理不可的，即给予刑事处分。已处理的有两宗（上半年办理）这样是否违反指示关于处理华侨婚姻的精神原则？因为华侨婚姻是非常不合理的，通奸现象为不合理婚姻所产生，与普通的通奸问题有所不同。因此不应加以刑事处分。
（三）华侨婚姻案件，是否不问案件具体情况，皆须经侨委会征询调查和研究对方意见或情况后才得处理？梅县所受理的华侨案件都通过侨委会征询、调查或提出意见才处理的，这样审判权限便受到某些限制，并妨碍结案速率的提高。

附二：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本会对粤东分院处理华侨婚姻问题的报告的意见请转达有关法院的函 1954年5月17日 侨群字第（54）179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本会接到贵院中南分院3月29日（54）法行字第810号函寄来广东省人民法院粤东分院“关于梅县、普宁两县1953年处理华侨婚姻问题的专题报告”一份。本会对该报告有下列几点意见：
第一，报告的第一部份对于情况的分析中，只是着重说明了国内侨眷妇女方面的情况，对于国外华侨方面的情况以及婚姻问题对国外华侨的影响等则缺乏足够的估计。只看到国内侨眷妇女一方面而忽视国外华侨的一方面的认识，将会在处理和解决问题时产生偏差。但另一方面，片面强调照顾国外华侨而漠视国内侨眷妇女的要求，也是不对的。处理华侨婚姻纠纷问题，必须对国内、国外两方面的情况都有充分的认识和恰当的估计。
第二，侨眷妇女所遭受的痛苦和通奸行为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报告中说：“女方曾与人通奸或坚决提出离婚，这个责任主要应由华侨来负”一点，提法不对。如果单纯从男女双方的关系来说，似应由男方负责，但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则是由于过去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建主义的统治造成中国人民的破产，华侨是被迫而离乡背井、抛妻弃子而出国谋生的，不能单纯从男女关系上来看这个问题。对于需要进行调解劝合的案件，着重向侨眷妇女说明问题的社会性质是必要的。
第三，关于华侨婚姻案件是否一律经省侨委会征询调查和研究国外华侨的意见或情况后才得处理的问题，我们认为，政务院已于本年四月九日以（54）政政习字第22号发出“关于处理华侨婚姻纠纷问题的指示”，明确规定了处理华侨婚姻纠纷的原则和具体办法，法院方面自可根据政务院的指示进行审理判处。但华侨婚姻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处理不当对国外的影响很大，因此对华侨婚姻纠纷案件的处理，如向国外征询意见、了解情况和判决书之寄递，应一律通过省侨委会审查发出，不能由区乡政府或以主办人员的名义直接与国外华侨联系。因为国外的情况与国内不同，区乡政府不了解国外的复杂情况，直接去信容易发生事故。通过省侨委会虽然在处理时间上会缓慢些，但从效果上看，有好处而无坏处。
第四，侨眷要求离婚，而男方因久不与家中通讯，住址不明者，如系侨居建交地区，仍宜通过我驻外使领馆调查了解。
第五，侨眷通奸案件一般不应扣押判刑，但如有打胎、溺婴等行为情节恶劣者，则必须给以一定教育。以上意见仅供参考，如认为恰当，建议由你院给中南分院指示。


新农村建设中社区发展研究:基于利益逻辑与社区建设的双重视角

摘　要:新农村建设可以实现农民利益在时空上拓展、维度上深化、内容序列上优化组合,力求实现利益逻辑与社区建设在时空、组织、制度和文化上的契合。基于农民利益逻辑与农村社区建设的双重视角对新农村社区发展进行机理考量,归结出利益逻辑的三个层次即利益参与、利益发展和利益和谐。通过对社区民主建设、社区经济建设和社区文化建设来构建社区发展的保障机制、动力机制和导向机制体系,实现农村利益主体、利益客体和利益载体的互动共进与和谐发展。
关键词:新农村社区;利益逻辑;利益和谐;社区建设;实践机制

一、问题与视角:新农村建设中社区发展的背景研究
　　我国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农村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加剧和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利益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群体显性化,这加剧了农村社会利益的冲突和矛盾的尖锐化和激烈化。和谐社会下要实现利益发展就要求利益在时空上的拓展、在维度上的深化、在内容序列上优化组合,必须促使利益发展与组织载体的培育实现时空上的契合,实现利益主体、利益客体和利益载体之间互动互促、同质同向①*。利益发展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整合利益即是实现利益参与,对多元利益中的共有利益、共同利益和共享利益能够实现统一的利益诉求,通过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实现农民的和谐利益表达。要促进和谐利益的实现关键是做到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实现利益的低成本表达。通过对农民利益诉求的主体、诉求的方式、诉求内容、诉求的机制体系和诉求的模式等方面的系统梳理和创新的建构,力求建构主体多元、内容全面、机制和谐、模式可行和依法保障的农民和谐利益实现体系。其二是利益发展,发展利益包括存量利益的增加和增量利益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培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来壮大农村集体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多元投资主体下的农村利益(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实现社会主体在农村公共产品方面的共进互促。其三是协调利益即是实现利益和谐。通过对农村社区组织文化的建构和创新,用社区的组织文化来引导、沟通和协调农村的差异利益、冲突利益和矛盾利益,最终做到在认同差异利益的基础上缩减差异利益和平衡冲突利益。②**农民利益发展的要求必然促使农村社会组织创新和制度变革。而建立在利益主体发展与利益客体发展融合实现的时空载体基础上,以农村社区发展整合经济、政治与文化各方面的利益。
英国社会学家R•麦基弗认为社区是建立在成员的共同利益之上,社区的主要特征是共同的善或公共利益,社区不是简单的个人利益的集合,因此需要一种组织作为载体,这种组织可以小到家庭,大到国家。[1]303-335这一社区理论的研究论述了社区是一个利益聚合的组织体,具有同质利益的认同、异质利益的协调和多维、多向利益之间的整合功能。根据米格戴尔的“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可以推断,个人、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界是通过互动而内生的,是相互转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2]该分析范式与哈贝马斯认为的“公共领域”即“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的分析范式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分析范式强调人们必须意识到,私人领域(个人权利域)、公民社会、有限政府的形成是通过互动内生而成的。这意味着,私人领域、公民社会和政府三者之间往往存在着较量推拉关系。私人领域和公民社会的形成和维护能够促成有限政府,从而达致多赢格局。市民社会的社区是社会发展必然要求,而市民社区中从政治、经济与文化三元结构出发,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体系。农村社区具有区别于城市社区的自身特点,主要是指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口为主,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社区,具有人口密度低,同质性强,流动性强,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受传统势力影响较大,社区成员血缘关系浓厚等特点。[3]10-11我们认为应着力发展社区经济,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优化社区治理结构,增强基层民主,以发展促规范,以发展促保障,具体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实践社区发展理论,从而促进农民权益的共同实现。我国农村社区的产生是社会变迁、制度创新和组织变革的内在需要,是和谐社会发展、社会利益协调的内生变量,它具有公益性、志愿性、民间性、组织性特点,这些特点契合了和谐社会下对农村社区利益整合的需要,它是通过农村社区的建设来实现同质利益的认同、异质利益的协调和多维、多向利益之间的和谐。新农村社区建设就是通过社区这一时空载体实现利益的整合,通过社区促成共有利益、共同利益的聚合,促进利益参与、利益诉求的低成本、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表达,实现和谐利益,通过社区发展促进经济利益的发展,扩大存量利益、增加增量利益,实现利益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社区对差异利益、冲突利益的协调实现社区和谐利益的各种运行模式、运行方式和运行机理。和谐新农村社区的构建可以实现利益主体和利益客体的和谐发展。第一,农村社区作为政府和农村社会信息沟通、对话、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它可以有效的平衡协调政府和农村社会的利益关系,实现农村共有利益和共同利益表达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保障农民组织化、制度化的参与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制定,降低政府制度变迁、制度创新的成本、政策制定的风险、政策执行的成本,实现农民的和谐利益。第二,农村社区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可以参与农村社会的公共产品供给,由于供给公共产品的针对性强、成本低、效率高等优点,能够高效的促进农村社会利益的发展,增加农村的增量利益。社区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促成对政府竞争,增加政府公共产品创新的动力和提高政府公共产品的质量、数量和价格,实现社区利益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农村社区作为一个社会自组织体,通过社区文化的培育来协调差异利益和冲突利益,在认同差异利益的前提下缩减差异利益和平衡差异利益,最终实现利益之间的和谐。目前学界关于农民利益发展与农村社区建设的研究较多,但研究往往突出农民利益逻辑关系或农村社区建设的单一视角,或者对农民利益逻辑层次的研究只停留在平面的视角上,没有从立体化和系统化的视角来研究农民利益的逻辑和农村社区的建设,不能实现农民利益逻辑和农村社区建设的互促共进和同质同向,因此从利益逻辑和社区建设双重视角研究新农村社区发展对和谐社会的建构至关重要。
二、利益逻辑:新农村建设中社区发展的机理考量
利益是新农村社区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分析基点,社区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空、组织、制度、文化载体。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抓住利益这个关键的问题,这是建设新农村,实现农村和谐、农民利益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我们通过对利益参与、利益发展与利益和谐的利益逻辑进路来论述新农村社区发展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对“三农”问题解决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一)新农村建设中社区发展的政治基础:利益参与
新农村建设的抓手是农村社区发展,把农村建设成“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社区。新农村社区发展的关键要实现农村社会利益的参与,必须发扬村民民主,使农民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去,并使农民可以在体制内进行利益代表和利益表达,并通过利益代表和表达机制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促进和谐利益的实现,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实现社区对农民利益参与的保护,这是和谐社区建设的政治基础。但是,近些年在人大代表的选举方面,农村每一人口的选举权只相当于城市每一人口的1/8—1/4,这本身已经很不公平。即使按照这个标准,农民代表的名额还是没有达到要求。2002年末,全国有乡村人口78241万人,根据农村每96万人选代表1人的规定,农村应选出全国人大代表815名,可实际上只有252名,还不到规定的1/3。在地方选举中,这种情况更为严重,从1983年以来,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农村代表比例从来没有超过20%。县、乡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的比例较高,但也远远没有达到法定比例。农民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中没有足够的代表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很难在利益博弈中维护自己的利益,更难通过制度化的利益参与来争取更大的利益了。所以在以往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带来农村社会发展“帕累托效应”,而是出现了“马太效应”,社会利益关系严重失衡。一部分人利用政治经济改革,成为社会改革的受益者,他们获得了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的大量的增量利益,而另一部分人却成为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的牺牲者,不仅没有享受到改革的增利益,甚至其原本的有限利益还被侵犯,社会出现了强势利益群体和弱势利益群体、既得利益群体和争取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但是,更可怕的是强势群体、既得利益群体利用他们的力量影响政府公共政策,使这种不合理的利益关系合法化、制度化。而中国大量的弱势群体由于缺乏组织性,没有影响公共政策的能力,即没有人或组织来代表他们的利益,表达他们的利益主张、利益诉求,并通过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来实现社会制度上的公平,来实现他们合法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与我国的农民弱势群体不同,国外的农民弱势群体常常通过非政府组织来影响政府政策,实现自己的合法利益。比如,美国的农民协会、农民联盟、农场局三大农民团体代表农民的利益,对政府决策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法国的农民工会、农民协会、农会等组织代表农民利益,日本则有全国农协联盟代表日本农民利益,使不足5%的农民人口,却控制25%的选票,政府的农业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农协的制约,任何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很可能导致执政联盟的崩溃。所以,我们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将农民组织起来,真正促成社区的和谐利益的实现。
农村社区是村民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的社会组织,它有利于实现分散群体的利益整合,使农民弱势群体找到组织表达他们的利益。第一,社区是村民在自愿和公益的基础上组成的,具有相对共同的生活背景和价值取向,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化需求相对趋同,能够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有效的组织起来,做到用一个声音说话,每个组织成员的利益主张都能在社区内得到有效的表达、沟通,促使社区能够了解组织成员的利益主张。第二,社区作为一个组织体系,有更强的信息收集、分析、判断、处理能力,能够更好的实现组织的利益识别和利益判断,进而使代表的农民利益更加广泛、全面、系统。第三,通过社区来实现利益表达,能够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由于农村利益主体的数量很大,利益主体非常分散,他们达成一致所需要的信息量较大,需要进行多次谈判、沟通、协商、妥协的才能达成一致,信息、契约成本非常高昂。社区可以利用组织优势,在组织内部实现农民利益的整合,降低信息收集、分析、判断和处理的次数,即降低农民个体利益代表的成本也克服了农民个体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4]169-120
在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和利益需求多样化的今天,和谐利益的实现问题,尤其是农民弱势群体的和谐利益表达问题至关重要,当农村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却不能通过合法的渠道充分表达时,农民可能会通过体制外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利益主张,导致社会的动乱和不稳定。当前我国农民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存在以下矛盾:第一,农民利益表达客观必要性与表达意识主体缺失之间的矛盾。第二,农民利益的群体性和表达的个体化之间的矛盾。第三,农民利益的正当性与表达方式的不正当性之间的矛盾。社区是群体利益一致并在自愿和公益的基础上形成的,成员之间拥有相近的文化价值观,组织成员在组织内能够自由的沟通、发表自己的看法、主张和要求,社区作为一种组织中介能够真正了解组织成员的利益需求,进而平衡协调各个体利益的关系,使个体农民利益表达群体化、农民群体利益表达一致化,并将农民个体利益表达控制在合法的范围内,避免不正当的利益表达而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新农村建设中社区发展的经济动力:利益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是社会变革、发展和创新的根本动力。新农村社区发展的经济动力是促进社区利益的发展,以社区组织体的完善和创新来促进利益的增加,以社区组织的变革来实现社会结构的变迁,尤其促进在三元互动的社会结构下社区对是农村增量利益的发展,使广大农民在保持存量利益的前提下参与社会增量利益的分配,实现“罗尔斯”的分配正义。我国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存在严重的问题,以湖北省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为例,由于受投资总量偏低的影响,修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占51%, 70年代的占35%, 80年代以后的占14%,大部分已运行三四十年。同时,在水利设施运行过程中,病险设施数量多、比重大,全省排灌泵站老化率高达60%以上, 782处大中型泵站电机和水泵老化率分别达到62. 6%和70. 8%,渠道建筑物老化率在40%以上。水利设施建设的滞后,使得灌溉能力下降,据统计,全省有效灌溉面积和旱涝保收面积占耕地总面积仅分别为67. 3%和54. 7%。新农村建设中的重点是从增加对农村的经费投入到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从“以工促农”到“城市支持农村”,都是要增加农村利益对象供给的总量。利益动力实际上就是增加农村利益对象的供给,克服利益对象供给不足导致的利益冲突,促进农村社区的利益驱动功能。同时社会三元主体的竞争互促可以降低农村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如农村公共卫生的维护、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村娱乐设施、农村的环境、生态保护以及对农民的培训等。并且三元互动互促也增加政府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创新的动力和挑战,实现制度的和谐变迁。
我们可以通过社区对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来论证它的利益发展功能。第一,社区参与农村供给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首先在数量上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即增加了农村的公共利益。同时,社区参与(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必然与政府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展开竞争,政府在外部竞争的压力下,将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和降低公共产品价格,从而促使政府进行制度创新,实现农村社会公共利益的增加。第二,社区具有公益性、自治性和组织性的特点,使社区能够实现政府和社会的良好沟通,社会个体的利益可以通过社区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展开政府和农民的对话、沟通,政府可以更了解农民的呼声,并通过政府的公共政策进行协调,促使与农民相关的制度供给相对均衡,加快农村制度变迁的速度,降低农村社会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更好的实现农村利益的制度协调,使制度产生更大的生产力和社会利益。由于政府和农民的良好、有效沟通,政府的合法性更普遍的得到农民的认可,农民对政府出台的公共政策更易于理解、接受,降低了政府在农村的执法成本以及法律的救济成本。第三,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会日益分化为众多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人们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念、经济利益越来越多样化,政府作为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唯一合法代表,必须对各阶层一视同仁,提供统一的服务,否则,可能会被指责为“歧视性”政策行为。通常,政府在成本收益的压力下,往往只供给统一、单一的公共产品,实现政府供给的规模优势,没有能力满足各个农村利益群体的需求。社区却能够有效的满足农村社会的多元化需求,支持农村社会的多元格局,满足农村中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彼此冲突的“局部性”的利益需要,满足他们的个性化利益主张,增加农村社会差异利益的总量。[5]第四,社区发挥政府制度创新的试验田作用,降低制度变迁、创新的成本。农村一直是我国文化、制度创新的摇篮,社区没有政府的种种严格限制,可以在自己的组织里大胆的创新,如果社区的制度创新成功,政府认为有必要推广,可以直接借鉴,减低政府制度创新的社会成本。
利益的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社会结构变革和社会组织完善的基础之上的,这里的社会结构变革就是有二元的社会结构变革为三元的社会结构,组织的创新就是社区这一时空载体的创新。只有在稳定多元的社会结构和发育完善的社会组织的环境下,才能构建利益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农村社区利益动力机制是调整农民之间、农民和其他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关系来增加农村利益对象的供给,促进农民对利益对象的追求的动力基础。利益参与是农民个体利益通过群体利益的形式以社区为中介合理有效表达自己利益需求,实现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使政府在增加利益对象供给的基础上,通过公共政策来促使和谐利益的实现,促使不同利益个体和利益群体通过利益动力机制来预测自己的行为结果,并采取相应的行为模式,使农民个体之间、农民和其他主体之终实现社区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三)新农村建设中社区发展的文化导向:利益和谐
利益结构的变化、利益主体的变迁、利益关系的调整、利益对象的发展往往是以文化的变化、变迁、挑战和发展为载体的,新农村社区建设就要通过社区组织文化来融合、协调和约束分散农民的利益。农村社区的利益是多元的、差异的、冲突的和矛盾的,建设和谐新农村社区必须促使差异利益之间的和谐,实现利益和谐是新农村建设的保障性取向,也是利益的多维度、多向位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实现差异利益的和谐首先要在承认利益差异的前提下,通过社区文化的导向功能来缩减利益之间的冲突,并对多维、多向和多序的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农村建设中必须发挥文化对利益的整合功能,即在农村建设先进的农村文化,尤其是建设农村先进的社区文化,通过社区先进文化实现农村的社会利益和谐。新农村建设是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的,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农民个体分散、分化,农民对利益需求呈多元化、差异化趋势,农民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出现混乱、迷失,农民缺乏科学的信仰,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同时,城市中心主义导致农村文化的断裂,以创新、进取、理性、开放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先进文化和以落后、愚昧、保守、狭隘为主要特征的农村落后文化发生冲突,导致农村出现各种各样的精神疾病,如焦虑感、失落感、不平感、漂泊感和缺乏归属感等,这些精神疾病背后隐藏着农民个体与其他主体之间利益观念的差异、对立和不和谐。而社区文化能有效的协调个性化的、分散的农民个体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协调农民个体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社区是自愿组成的群众自治组织,人们在组织内部就共同关心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展开讨论,形成社区内部的组织文化。社区文化具有群体性、共享性、参与性、公开性、公益性、一致性和整体性等特征,社区通过社区文化来协调农民个体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在新农村建设中,社区通过培育社区的组织文化,实现农民个体的归属感、使命感和认同感,提高农民个体的奉献精神,从而降低农民利益冲突的观念根源。使农民个体的利益冲突在观念上得以有效的溶解,将农民个体经济利益在自己的社区内实现协调,避免农民利益的冲突、扩大和激化。
社区用社区文化来引导农民个体,使分散的农民个体利益实现在组织内的整合,在组织内部,农民个体利益的整合是通过社区文化来实现的,社区成员在相对统一、协调的文化导引下,彼此相互信任,农村传统的风俗、习惯、诚信、道德、伦理机制得到最大的发挥。社区对农民个体的利益协调不是仅仅建立在利益对象、社会制度的供给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社区文化、道德、伦理的基础上,降低了农民个体之间的信息收集、判断、分析和处理成本,使农民个体的利益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实现利益整合、利益导向。这样能够更好的实现农民的利益代表和利益表达,并通过群体的力量影响政府农村公共政策,建立合理的和谐利益生成机制和利益发展机制,实现农民利益的保障功能。目前我国农村实行村民直选,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却有效地推进农村的民主,村民在直选的过程中学会了谈判、沟通、协调、了解和妥协,这些经验是民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如托克维尔所说“正是在自治的过程中,美国公民在力所能及的有限的范围内,试着去管理社会,使自己的习惯与自由赖以实现的组织形式相一致……他们体会到这种组织形式的好处,产生了遵守秩序的志趣,了解权力和谐的优点,并对他们的义务的性质和权利范围终于形成明确的切合实际的概念”。[6]368这说明在社区组织中形成的社区文化,可以改变农民个体的利益观念,导引农民个体的利益行为,从而通过对农民的利益行为的导引来实现农村社会利益的整合。
三、社区建设:新农村建设中社区发展的实践机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以农民利益的实现为本,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以农村社会的利益和谐为最终目标。利益主体和客体的发展必须要以社区的发展为基础,利益的实现以权利为表现形式,以社区发展权为权利基础、以社区为时空、组织、制度、文化载体,所以在社区功能性整合利益发展的过程中,要通过社区的发展促进农民权利(利益)的实现,进而通过社区组织实现农民从平等的生存权向平等的发展权过渡。我们可以通过社区建设的三个层次即社区民主建设、社区经济建设和社区文化建设来促进增量利益的发展,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区发展的保障机制、力机制和导向机制,实现农村利益主体、利益客体和利益载体的互动共进、和谐发展。
(一)社区民主建设:新农村建设中社区发展的保障机制
新农村建设要发挥农村社区利益整合功能,必需建立在依法自治的基础上抓好村民自治的民主建设,发展农民的民主权力,这是实现农村社区利益整合的政治基础。在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建设社区民主即是实现社区的自治和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实现通过社区民主建设促进和谐利益的诉求。
社区的自治首先应进行农村社区权力合理配置,在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农村社区治理从行政权力的单向制约向多元权力互动转变,从政府型主导逐渐向社会型主导转变,形成社区组织凭借社区公共权力对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组织与管理的活动,实现社区完全自治,完善农村社区的直接选举制度,从而达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目的。主要可以包括以下基本自主权力:财务自主权、日常事务决策权、干部人事任免权、民主监督权、不合理摊派拒绝权、管理自主权。农村社区治理的优化,不仅强化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而且从制度上拓展了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和途径,从而最终保护农民的政治权益和经济权益,促进农民发展权的实现。其次,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部分,但对于处在经济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交织的历史时期,农村社区既要大力发展,又要强化农村社区的控制,以避免权力被异化而侵害农民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目前,广大农民素质相对低下等诸多现实性问题,农村社区容易出现农村个别精英主义歪曲民主,重视短期效益而无视长期效益,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应明确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统筹协调发展为目标,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我们认为,首先应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其次,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社区民主治理制度,强化运行程序。再次,建立民主监督机制,强化农村社区治理透明度。最后,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强化农民的权利意识。
提高农村社区的组织化程度关键要大力培育社会中间组织,调动整个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区的民主建设。政府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组织,可以加大对社区公益组织和其他中介组织的培育,发挥社区组织主体的利益聚合和利益协调功能。第一,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大量公益中介组织的出现,可以实现和谐利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表达,解决和谐利益诉求的渠道和方式问题。第二,社会组织代表农民表达和谐利益可以提高和谐利益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农民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多维诉求和利益诉求内容的立体化。第三,组织化的利益诉求可以整合整个社会的资源,实现自助型的利益诉求模式和政府救济型的利益诉求模式的维度和向度的统一。
(二)社区经济建设:新农村建设中社区发展的动力机制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生活宽裕”的新农村,如邓小平所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农村的贫穷更不是我们理想中的新农村,经济建设的质量、规模、速度、效益直接决定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区发展的水平与方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是社会变革、发展和创新的根本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476,经济的发展是利益发展和社区发展的源动力,新农村建设中要实现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利益发展功能,必须大力发展社区经济,以经济的发展为构建和谐新农村社区提供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社区经济发展的质量、速度、结构、规模和效益是构建新农村社区的内在源动力,新农村社区构建的落脚点也是通过促进社区经济的发展来实现农民的利益发展。
社区经济的发展主要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建设农村社区企业,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建构农村公共产品多元供给主体。首先,发展农村社区企业。其一,整合内外部资源,充分抓住新农村建设的契机,利用中央新农村建设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争取更好的发展环境。如充分利用公共产品的形式,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农业发展服务。其二,灵活发挥地方优势,发展农村特色经济。农村社区建设应依据农村的内外部环境,充分发挥地理资源优势,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以农业产业化为基础,加强对农业衍生品的加工,积极进入第二、三产业,从而建立以农村社区企业为主体、多种经济组织形式并存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其次,建构新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的主体多元化体系,即在新农村社区建设时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市场的基础作用和社区组织的主体作用,根据农村社区经济的特点进行差异化的分工。根据产品的技术属性将农村公共产品细分为三类:资本密集型产品(农村供水、供电、道路、通讯、文化场地、养老设施等基础设施、基础教育、金融体系、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等);技术密集型产品(预防病虫害、新品种试验和推广、农业技术培训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村民之间的生产互助、精神互助、生活互助、资金互助以及社区民主和社区自治活动等)。[8]96在新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其一,要发挥政府在资本密集型经济供给的主导作用。我国新农村建设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如农村供水、供电道路、通讯、文化场地、养老设施等基础设施、基础教育、金融体系、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等具有纯公共产品的特点,它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投资的巨大、周期收益长等特征,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建设主体只能由政府来履行主导作用,这是保障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基础。其二,要发挥市场在技术密集型经济中的基础作用。市场投资行为具有唯利性、投机性、短期性和盲目性,所以我们在建设新农村社区的过程中必须建立市场的利益驱动、利益保障机制,使市场投资主体在新农村社区建设中能够通过市场的利益机制来实现和保障自己的利益,这样市场主体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可以提高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也弥补政府行为的低效和滞后,有效地形成多元互动的竞争局面。其三,要发挥社区自组织和社区中介在劳动密集型经济的主体作用。构建新农村社区必须发挥社区自己的主体优势,因为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是农民、服务的对象也是农村社区,我国农村社区拥有巨大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可以抓住“工业反哺农业”、“城市促进乡村”的机遇发挥劳动成本优势在劳动力密集型经济方面发挥主体作用,这样既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同时由于农民自己的参与也提高了公共产品供给的针对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增加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最终实现新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保障和谐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功能发挥。
(三)社区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中社区发展的导向机制
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农村社区的利益发展功能,必须进行农村文化建设,发挥社区文化的整合功能和导向功能,使农民在社区内部实现自我的利益协调。农村文化建设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精神导向力,它为新农村社区建设指明方向和提供精神动力,通过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习惯、意识、行为方式等来促进农民利益的整合,并通过文化的整合、驱动和导向机制来实现农民的利益和谐。
农村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基础,有什么样的农村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农村发展的方式、模式、方向、速度、质量和结构。目前,我国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不发达的现状制约了农村的发展和农民利益的保护、实现。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是我国农村发展和农民利益保障的根本所在。其一,建设新农村文化的主要途径在于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与政治素质,加快农民观念与思维的更新与进步,实现由传统农民向现代新农民的转变。为转移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借助“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民”的契机,我们在做好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使农村的人力资源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在农村大力开展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中心的宣传教育,培养农民的政治与民主意识、培养具有时代气息和现代民主精神的文化环境,农村政治发展才能获得健康心理的社会依托和长久的文化支持。其二,借助新农村建设中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契机,大力发展农村的文化传媒事业,使农民多渠道、多方位、多角度的了解文化信息,做新时代有知识、有思想、有技能的农民。农民文化公共产品的供给是能否让农民参与改革和建设成果分享的基础,也是实现农村社区利益整合机制发挥的文化动力基础,决定着中国新农村建设和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其三,新农村建设中还要积极发扬农村传统优秀文化的影响力,这些传统文化是在人们长期的生活习惯中形成的,是人们调整彼此之间利益关系的惯例和规则。在新农村建设中一方面要培育先进的农村文化,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对一些农村的仪式、风俗、习惯、信仰给予尊重和扶持,让这些传统优秀文化成为我们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基础并发挥新的贡献和作用。
综上所述,利益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和谐社会下要实现利益在时空上的拓展、在维度上的深化、在内容序列上的优化组合,必须促使农民利益逻辑与农村社区建设实现时空上的契合。我们通过利益逻辑与社区建设的双重分析视角,以利益逻辑为分析的基点,以新农村社区建设为时空、组织、制度与文化载体,力求建构利益发展与社区建设的同质同向的动力机制。新农村社区的建构实现了利益主体、利益客体和利益载体之间的统一,促进了农村社区组织建设、农村利益发展的互动互促和同向同质,实现对农民利益的保护从平面化向立体化、从单一视角向双重视角的发展,最终以社区发展权来促进农民的和谐利益、发展利益和利益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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