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调查证管理办法

　　（1999年4月14日国家统计局令第2号公布）

　　第一条 为保障国家统计调查工作顺利进行，规范《国家统计调查证》的发放和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统计调查证》是全国统计系统的调查人员在执行国家统计调查任务时证明其身份的专用证件。调查人员在进行调查活动时，应当主动向有关统计调查对象出示《国家统计调查证》。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工作人员，可持工作证依法执行统计调查任务。

　　第三条 《国家统计调查证》由国家统计局统一印制，分级核发和管理。

　　第四条 下列调查人员，发给《国家统计调查证》：

　　（一）纳入国家编制管理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企业调查队的调查人员及其聘用期在一年以上的调查人员；

　　（二）承担国家统计调查任务的地方调查队的调查人员及其聘用期在一年以上的调查人员。

　　第五条 下列调查人员，发给临时《国家统计调查证》：

　　（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企业调查队聘用期不满一年的调查人员；

　　（二）承担国家统计调查任务的地方统计调查队聘用期不满一年的调查人员；

　　（三）参加抽样调查及其他全国一次性调查的人员。

　　第六条 属于第四条第一项及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的调查人员，在办理《国家统计调查证》时，须先由本人所在单位填写申报表，由国家统计局有关调查总队审批、核发。

　　第七条 属于第四条第二项及第五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调查人员，在办理《国家统计调查证》时，由本人所在单位向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调查队提交下述材料：

　　（一）申报表；

　　（二）上一级统计局或调查队的初步审核意见。 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或调查队在收到以上材料后，应认真审核。经审核合格的，报国家统计局有关司、队审批、核发。

　　第八条 各项全国性普查的普查员，应发给普查员证。普查员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统一核发、管理。

　　第九条 经过批准使用的《国家统计调查证》，应在显著位置标明下列内容：

　　（一）发证机关及其编号；

　　（二）调查范围、调查内容、有效期限；

　　（三）本人所在单位名称及其发证日期。

　　第十条 经批准取得《国家统计调查证》的调查人员的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统计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的职权，不受侵犯；

　　（三）要求有关统计调查对象依法准确、及时提供统计资料；

　　（四）检查统计资料的准确性，依法要求改正不确实的统计资料；

　　（五）对在调查中获得的调查对象的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十一条 调查人员应妥善保管《国家统计调查证》，不得涂改、转借、故意毁损或用作与统计调查无关的活动。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持证者须交回《国家统计调查证》：

　　（一）《国家统计调查证》的有效期限届满的；

　　（二）调离统计系统的；

　　（三）已办理离、退休手续的。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发证单位收缴《国家统计调查证》，并视情节轻重对责任人员进行批评教育或者给予行政处分：

　　（一）涂改、转借、故意毁损《国家统计调查证》的；

　　（二）超过规定的调查范围、调查内容和有效期限使用《国家统计调查证》的；

　　（三）利用《国家统计调查证》从事与统计调查无关的活动的。

　　第十四条 《国家统计调查证》遗失、被盗的，本人需作出书面检查，及时报发证单位备案，并按原办理程序补办手续。发证单位应公开声明作废。 《国家统计调查证》非故意毁损的，应按原申办程序，重新补办。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仿造、篡改或者冒用《国家统计调查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提请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1999年7月1日起施行。




■不要动辄就求助于刑法、刑罚，真正做到动用刑法处理问题是“万不得已”。

■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我国现有非刑罚处理方法，重视其在处理社会纠纷中的作用。

■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建立一个系统完善的保安措施立法体系。

所谓刑罚权是国家对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实行刑罚惩罚的权力。在探寻刑罚使用的合理性之前，首先需要澄清的基本理论是国家为何发动刑罚权，其正当性根据是什么?如何确定刑罚权的合理限度?

刑罚合理性上的共识

关于刑罚正当化之理论依据及其合理限度，在人类历史上曾存在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之争。报应主义刑罚观对犯罪人科刑时着眼于过去，强调科刑应从犯罪行为中寻找根据;功利主义刑罚观则着眼于未来，认为对犯罪人科以刑罚不是为了报应，而是为了预防使其以后不再犯罪。但两种刑罚观均要求对犯罪人科刑时做到均衡，即“量体裁衣”，科刑时应尽可能实现正义的基本要求，反对非理性的刑罚。

那么，如何做到形式与实质上的均衡，防止非理性刑罚权的发动及适用，进而防止个人合法权益受国家公权力的过多限制与剥夺?什么是非理性的刑罚呢?针对非理性刑罚的救济方法有哪些?

英国法学家边沁认为，有效适用刑罚，首先需排除不应适用之刑及非理性的刑罚，并归纳了四种情况，称之为不应适用刑罚的案件。

1.滥用之刑。当不存在现实之罪，或者刑罚的恶性刚刚超过由其随附善性所产生的可补偿性时，不应适用刑罚，否则就是滥用之刑。

2.无效之刑。那些对意志毫无作用，因而无法预防相似行为的刑罚，就是无效之刑。对不知法者、非故意行为者、因错误判断或不可抗力而无

极端恶性者所适用之刑，都是无效的。

3.过分之刑。当通过更温和的手段———指导、示范、请求、缓期、褒奖可以获得同样效果时，适用刑罚就是过分之刑。

4.昂贵之刑。如果刑罚之恶超过罪行之恶，立法者就是制造更大的痛苦而不是防止痛苦，是以较大恶之代价来消除较小之恶。刑法的恶果多少会发生在受制裁的父母或朋友身上。这些是立法者规定刑罚时应该时刻注意的恶和代价。

刑罚权合理适用的途径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效益，防止刑罚权被不正当地适用，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非犯罪化。

非犯罪化以刑罚的谦抑性为理论根基。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刑事立法应仅针对具有公共危害属性，因而具有刑法干预必要性的行为，并要求应从刑罚作为社会救济手段的最后性、补充性、保障性出发，进行是否予以实际干预的考量。而刑罚之所以具有谦抑性，又与刑罚的严厉性密不可分。与其他部门法的法律责任实现方式不一样，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多以限制或者剥夺犯罪人的身体自由甚至生命为代价。正因为这一特征，谦抑性就必须作为刑事立法与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到目前为止，我国刑法仍未摆脱重刑主义的桎梏。社会大众动辄以打击不力为由对国家刑事立法提出众多非难，立法、执法机关也时而以社会治安混乱、恶性犯罪急剧上升为由，增加罪名、加重刑罚处罚力度。据研究表明，除少数特例外，犯罪率上升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犯罪率的上升在很多情况下与刑事立法的关系不是很紧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刑罚万能主义、重刑主义的刑罚观，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也与世界各国的刑事政策背道而驰。

笔者认为，针对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是否应列为犯罪行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必须严格贯彻个人责任原则，防止刑罚的不当扩大而刑及无辜，否则就是刑罚的滥用。例如对犯罪人的亲友适用刑罚就是滥用之刑，违背了个人责任原则。

第二，刑罚的适用必须追求效果，防止仅为惩罚犯罪人而适用刑罚，否则将与国家的刑事立法与刑事政策初衷完全相悖。所以，对于某些情况下因不知法律而犯罪者、遵循良好的社会道德习惯而犯罪者，可以不适用刑罚。若对他们科以刑罚，使用刑罚的目的将会落空，国家刑罚的适用将会沦落为纯粹的报复手段。

第三，注重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协调，明确刑法的第二位性，即最终保障性地位。社会纠纷一旦发生，首先综合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救济途径予以解决。当通过这些途径不能达到目的时，才可求助于刑法。

第四，刑罚的适用必须讲究效益，即投入与产出之间必须保持适度的比例，否则就得不偿失，新的恶将不断滋生。

如何实现非犯罪化呢?笔者认为，应该从刑事活动的一般逻辑规律入手，即从刑事立法到司法的刑事活动过程来贯彻落实。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处理的一些行为从刑事实体法中剔除出去，不再作为犯罪处理，停止对其处罚。二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尽可能通过其他法律途径予以解决，不要动辄就求助于刑法、刑罚，真正做到动用刑法处理问题是“万不得已”。当然，对某种行为作为犯罪处理抑或非犯罪化，还涉及到社会的价值判断约束，法律观念乃至于社会民众整体的价值观念的转变也就变得极为重要。

(二)刑罚实现方式应多样化、轻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