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人大


武汉市集贸市场管理办法（修正）
颁布单位: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颁布时间:19971219

实施时间:19971219

内容分类:集市贸易管理

题注:（１９９５年１月６日湖北省武汉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７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　１９９５年８月１日起施行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７日武汉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修改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修改）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集贸市场建设

第三章 集贸市场经营活动

第四章 集贸市场管理和监督

第五章 罚则

第六章 附则



正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集贸市场的建设和管理，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维护集贸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湖北省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集贸市场，是指有固定场所，有若干个经营者入场进行公开集中交易的农副产品市场、日用工业品市场和其他生活消费品市场。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集贸市场建设、管理和参与集市贸易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集贸市场经营活动必须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社会道德；集贸市场管理应当合法、公正、规范。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集贸市场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培育和扶持各类集贸市场的发展。

第六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集贸市场的行政主管机关，负责集贸市场的登记和经营活动的综合监督管理。 计划、公安、税务、物价、技术监督、规划、卫生、市容环卫、市政、畜牧水产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加强对集贸市场的监督管理。集贸市场可根据经营管理活动的需要，建立管理机构或配置管理人员。

第二章　集贸市场建设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将集贸市场建设纳入城市和村镇建设规划。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近期和长远需要，编制集贸市场建设发展规划，按规划管理权限，分别报市、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新建居民住宅区和改建旧区时，应按居住人口人均０．１－０．２平方米的用地（或高层建筑底层面积）的标准规划、建设农副产品市场。

第八条 不得擅自占用城市道路开办集贸市场或从事集市贸易活动。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集贸市场，要制定计划，采取措施，退路入室。

第九条 新建、改建或租赁场地开办集贸市场，应按有关规定办理建设项目、用地审批手续或租赁手续，并到所在地工商部门办理市场登记手续。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多渠道筹集集贸市场建设资金，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市内外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在本市投资建设集贸市场。投资建设集贸市场的单位和个人，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按有关规定收取市场设施租赁费和服务费。 凡参与集资建设市场的单位和个人进入集贸市场经营的，在摊位安排方面享受优惠待遇。

第十一条 集贸市场应当设置和完善与市场规模和主营商品性质相适应的经营设施和消防、安全、排水、环境卫生设施以及必要的仓储、通讯、运输等配套服务设施。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集贸市场的功能，不得非法占用集贸市场的场地和设施。 因建设需要，确需拆迁经规划划定并有固定设施的集贸市场，建设单位应按有关规定予以还建或补偿，属农副产品市场的，要先还建或安置，后拆迁。

第三章　集贸市场经营活动

第十三条 凡国家允许上市的消费品，都可以进入集贸市场交易。

第十四条 凡进入集贸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除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的农民外，应持有关证件，到经营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经核准并领取有关证照后方可入场交易。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的农民，凭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的身份证件，即可在集贸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经营者转租、转让其承租的摊位或其他设施时，应事先征得市场主办单位的同意，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第十五条 在集贸市场经营食品，须有食品卫生许可证和从业人员健康证；出售畜禽及其食用制品的，须出示检疫、检验证明或标志；从事畜禽屠宰及其产品加工、销售的，还须有兽医卫生合格证。经营法律、法规有专项管理规定的其他商品，依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在集贸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规定的地点经营，不得乱设摊点和在场外交易； （二）遵守交易规则，文明经商；（三）自备垃圾容器，保持摊位清洁； （四）服从市场管理，接受群众监督； （五）自觉依法纳税和缴纳费用； 进入集贸市场的车辆，按指定地点停放。

第十七条 在集贸市场出售商品，应当明码标价，一货一签，价格变动时应及时更换；物价部门规定实行定价和监控的商品，应遵守其规定；商品成交价，可由交易双方议定。

第十八条 在集贸市场出售商品，必须使用经检定合格并在周期检定期内的计量器具和法定计量单位。

第十九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拦路设卡或以其他方式强行收购农民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城直销的农副产品。

第二十条 禁止在集贸市场经营下列物品： （一）国家规定实行统一经营、专营的商品（有经营权的单位组织上市的除外）； （二）受国家明令保护的动、植物及其制品；（三）有毒、有害、污秽不洁、变质腐烂的食物，病死、毒死或死因不明的畜、禽、水产品及其食用制品和未经检疫、检验的畜、禽及其食用制品； （四）爆炸物品、剧毒物品、化学危险品、麻醉品、放射性物品；（五）假冒伪劣商品； （六）反动、淫秽和宣传迷信的书刊、画片、音像制品及其他非法出版物； （七）国家规定禁止上市的其他物品。

第二十一条 在集贸市场交易中禁止下列行为：（一）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利用计量器具弄虚作假、短尺少量； （二）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三）欺行霸市，强买强卖； （四）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五）设赌、算命等有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行为； （六）违反法律、法规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　集贸市场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履行下列职责：（一）宣传有关集贸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教育经营者守法经营； （二）制定市场管理具体规定和交易规则； （三）办理市场和进场经营者注册登记； （四）对市场主办单位和经营者进行指导、服务和监督管理；（五）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依法查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禁商品和其他违法交易行为； （六）受理消费者投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七）受同级政府的委托，协调其他有市场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关集贸市场监督管理中的具体工作；（八）国家和本省、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管理职责。

第二十三条 公安部门负责集贸市场的治安管理，维护集贸市场治安秩序。

第二十四条 税务部门负责集贸市场的税收管理，依法征税。

第二十五条 物价部门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负责集贸市场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及明码标价的监督管理；技术监督部门负责集贸市场的商品质量和计量器具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 卫生部门负责集贸市场食品卫生监测和检验工作，并对食品卫生进行监督管理；畜牧水产部门负责集贸市场畜禽及其食用制品的检疫、检验工作。

第二十七条 市容环境卫生部门负责集贸市场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文化、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部门负责对集贸市场书刊、画片、音像制品及其他出版物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规模较大的集贸市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需要会同有市场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主办单位建立联合市场管理机构，统一监督管理集贸市场。

第三十条 市场主办单位组织管理本市场的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集贸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协助行政管理部门维持市场秩序，做好治安保卫工作，调解纠纷；（三）负责摊位出租，经营设施的维修、更新改造和其他经营条件的改善； （四）负责公告物价部门规定的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标准； （五）负责清洁卫生，保持场容整洁； （六）负责市场的资料统计。无主办单位的集贸市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该市场由前款各项规定的组织管理工作。

第三十一条 进入集贸市场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向有关管理部门依法缴纳市场管理费和经物价、财政部门核准的费用。上述各种费用应统一收取，再行分解。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集贸市场乱收费、乱集资及进行各种摊派。依法设立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应在集贸市场醒目位置予以公告。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有关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组织和司法机关检举、控告集贸市场经营和管理活动中的违法行为。集贸市场必须设置标准计量器具、投诉箱、商品参考价栏及管理制度和交易规则的专栏等，方便群众对集贸市场的经营和管理进行监督。

第三十三条 市场监督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须出示检查证件，国家规定着装的，应当着装。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聘请的市场协管人员应佩戴标志上岗。

第三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监督管理人员和协管人员进行培训和教育，提高管理水平。市场监督管理人员要严格依法行使职权，秉公执法，文明管理，认真处理群众投诉，不得参与市场经营，严禁利用职权徇私舞弊、敲诈勒索等违法违纪行为。

第三十五条 集贸市场应当开展创建文明市场活动，实现经营管理、服务设施、环境卫生规范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定期组织检查评比。

第五章　罚则

第三十六条 擅自占用城市道路开办集贸市场和从事集市贸易活动的，由公安交通部门会同市政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查处。

第三十七条 对未办理市场注册登记擅自开办集贸市场，未办理变更登记擅自合并、迁移集贸市场或者随意占用集贸市场场地以及挪作他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１万元以下罚款。对未办理注销登记擅自撤销集贸市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办理注销登记，并可以处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在集贸市场无证经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擅自转、转让摊位或其他市场设施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不服从市场管理、不在指定的地点经营、乱设摊点和在场外交易、不保持摊位清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以３００元以下的罚款，直至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十条 偷税、抗税的，由税务部门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律、法规查处，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由有关的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其退还所收购的农副产品，赔偿损失，并处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在集贸市场乱收费、乱集资或者进行摊派的，由物价管理部门或其他监督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五条 对阻碍市场监督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或扰乱集贸市场治安秩序、违反治安管理有关规定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市场监督管理人员以及市场主办单位的管理人员失职、渎职、徇私舞弊、敲诈勒索的，由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办法作出的处罚不服的，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八条 各项罚没收入管理，按《武汉市罚没财物和追回赃款赃物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１９９５年８月１日起施行。


　　　　　　　　　　　　　　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分离
　　　　　　　　　　　　中国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另一种思路

　　　　　　　　　　　　　　　陈瑞华 北京大学

　　关键词: 定罪 量刑 分离 程序
　　内容提要: 现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诉讼模式，造成定罪问题成为审判的中心问题，被告人、辩护人对于法院的量刑决策过程参与不足、影响力不充分。只有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开来，才能解决刑事辩护不充分的问题。只有构建专门的量刑听证程序，控辨双方才可以真正有效地参与量刑的决策过程，并通过行使诉权来制约裁判权，也可以适度提升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一、引言

　 迄今为止，在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关系上存在着两种模式：一是英美的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模式，二是大陆法中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在前一模式中，刑事审判分为“定罪裁断”与“量刑听证”两个相对分离的阶段，前一阶段采取对抗式的诉讼模式，要受到证据规则的严格约束，事实裁判者通过听取控辩双方的举证和盘问，要对被告人是否构成起诉罪名的问题作出权威的裁断。[1]被告人一旦被确认为有罪的，法官会就量刑问题举行专门的听证会，由缓刑机构或社会工作者当庭发表“量刑前调查报告”，听取检察官、被告方甚至被害方的量刑意见，然后作出量刑裁决。而在大陆法的一体化模式中，刑事法庭经过完整的法庭审判，既要解决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又要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作出裁决。与英美模式相比，大陆模式确定由同一审判组织，经过同一审判程序，适用同一程序和证据规则，同时解决定罪和定罪后的量刑问题。[2]

　 中国1996年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对抗式诉讼制度的要素，冲淡了原来的超职权主义诉讼色彩，确立了所谓的“抗辩式”或“辩论式”审判程序，[3]但在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关系上，仍然维持了与大陆法国家相似的固有模式。按照这一模式，刑事审判程序的设置主要是围绕着控制定罪问题而展开的，对犯罪人的量刑不是法庭审判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裁判者没有将量刑问题纳入法庭调查的对象，而最多在法庭辩论阶段将其视为附带于定罪的问题；无论是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还是被害方和辩护方，都没有太多的机会就有罪被告人的量刑情节、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进行有针对性的举证、质证和辩论。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主要是由法官通过一种“办公室作业”的秘密方式来完成的。

　 近年来，中国法院在量刑问题上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在那些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公诉方与辩护方都只是就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展开法庭质证和辩论，法庭根本不给予双方就量刑问题发表意见的机会。由此导致在这些案件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辩护不充分的问题。[4]而在那些被告人作有罪供述或者放弃无罪辩护的案件中，法庭仍然围绕着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而调查证据和组织辩论，对于案件的量刑基准以及各类量刑情节则缺乏必要的调查和辩论。法院判决书对量刑的理由很少给出充分的说明，这势必导致被告人、辩护人经常难以认同法院在量刑上的裁判逻辑。在大多数情况下，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往往只关心定罪问题，而对于量刑问题既不发表意见，也不提出专门的证据和事实，而任由法官在法庭之外对量刑问题做出裁断。但是，法院对于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都适用缓刑，尤其是对那些国家公职人员涉嫌渎职犯罪的案件，法院适用缓刑的比例更是高达85％以上。而对于这种裁判结论，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一般很少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检察官对于法院的量刑裁断权提出异议，要求检察机关提出量刑意见、加强对法院量刑问题“法律监督”的声音不绝于耳。与此同时，在那些有被害人的案件中，过于重视定罪问题的法庭审理程序根本无法给予被害人参与量刑决策过程的机会，法官通过阅卷和庭外调查等方式来审核量刑问题，使得被害人被排斥在量刑程序之外，难以对法院的量刑裁决施加积极的影响。不少被害人对法院的量刑裁决都有不满之声，甚至为此走上申诉、上访之路。

　 考虑到被告人当庭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仅占很少的比例，控辩双方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很少就定罪问题发生争议，因此可以说中国刑事审判中的问题其实主要是量刑问题。而在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诉讼框架下，控辩双方都被排除在量刑的决策过程之外，被害人也难以对量刑问题发表意见和表达异议，法官在量刑上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势必会普遍出现。近年来，基于对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之缺陷的认识，一些地方的基层法院和检察院对量刑程序做出一定的改革。例如，越来越多的检察机关开始探索“量刑建议”的改革，就量刑的种类和幅度向法院提出明确的意见，法院则就量刑问题组织控辩双方进行辩论，并在裁判文书中就其量刑裁决说明理由，检察机关则根据法院采纳量刑建议的情况做出是否提起抗诉的决定。[5]又如，一些法院开始在法庭审理程序结束之后试行“缓刑听证”制度，给予控辩双方、被害方以及来自社区、学校和当事人家庭的各界人士参与听证的机会，并就是否适用缓刑问题发表意见和进行辩论。[6]再如，很多法院对少年案件开始试行“圆桌审判”制度，法官、陪审员或者社会工作者就少年被告人事先进行社会调查，并在开庭时提交并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对于被告人的出身、成长、社会关系、学校教育、平常表现、前科等问题提出相应的证明，并就量刑问题进行风险评估。在此基础上，各方就最终的量刑问题展开辩论，法官在听取这些报告和辩论的基础上做出量刑裁决。[7]可以说，中国法院在量刑程序问题上出现了自生自发的改革迹象。

　 最高法院在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研究制定关于其他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并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8]这显示出最高法院已经意识到现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审判模式存在着根本的缺陷。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量刑程序的改革问题做出简要的讨论。笔者将对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做出反思性评论，然后提出将定罪与量刑程序予以分离的主要理由，对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制度构建提出初步的设想。

　 二、定罪与量刑的一体化模式及其缺陷

　 尽管中国与大陆法国家在刑事审判制度上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但在定罪与量刑的关系上却采取了大体相似的程序模式。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对这种具体制度上的差异忽略不计，而通过与英美法中的定罪与量刑的分离模式作比较，来总结这种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的特征，并对其做出初步的评价。

　 在英美刑事审判制度中，定罪裁判与量刑裁决所依据的事实信息被明确区分开来。缓刑监督机构的量刑前调查制度，使得大量与定罪无关的证据材料和事实信息被系统地收集起来。作为一种受法官委托从事社会调查的机构，缓刑监督机构具有相对的中立性，它所提交的量刑前报告可以涵盖各种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信息。由于不受证据规则的限制，这些证据和信息只要有助于法官确定被告人罪行的性质、后果以及被告人的人格及其再犯可能的，就都具有可采性。甚至就连被害人都有机会将自己及其家庭因犯罪所遭受的伤害后果陈述出来，并提交给法官作为量刑的信息来源。量刑听证制度的设计，不仅给检察官、被告人、辩护律师甚至被害人提供了一个参与量刑裁决过程、影响法官量刑决定的机会，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法官量刑决策的合理性。因为无论是缓刑官员提交的量刑前调查报告，被害人做出的影响陈述，还是检察官、被告人、辩护律师就量刑问题所提出的证据和意见，都使得法官从不同方面获得了与量刑有关的信息来源，各方的参与还使得量刑听证具有“量刑评估”的效果。相对于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单方面地依靠听审和阅卷来确定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的裁判方式，英美法官在量刑信息的取得上要更为完整和全面，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也会受到更为严密的约束。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英美模式是完美无缺的。通常情况下，一种制度的优势有时从另一角度来看恰恰构成了它的劣势。定罪与量刑的分离，势必造成同一个案件要经历两次司法裁判过程，控辩双方也要前后两次出席法庭审理，参与法庭证据调查和辩论。这不仅会给法院带来不同程度的办案压力，导致诉讼成本投入的增加，影响诉讼的效率，而且还使控辩双方承受更大的讼累，投入更多的旨在应付诉讼活动的精力和财力。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分离还会带来诉讼结案期间的冗长拖沓，被告人长时间地接受定罪和量刑方面的裁判，也可能长时间地受到不适当的未决羁押。

　 相对而言，大陆法国家所实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英美模式的缺陷。因为在这一模式下，定罪与量刑要由同一审判组织经由同一审判程序来形成裁判结论。法庭经过一次连续的审理过程，既决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又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加以裁决。由于不实行英美法意义上的陪审团制度，职业法官与陪审员拥有完全相同的审判权。大陆法国家的刑事审判制度中不存在较为严格的证据规则，那些旨在限制证据之相关性、合法性的规则也相对简单得多。再加上法官在开庭前要全面查阅案卷材料，法庭上又可依据职权决定证据调查的范围、顺序和方式，因此，整个法庭审理过程既显得十分流畅，又避免了冗长拖沓。在法庭审理结束后，法庭在所有裁判者发表意见的基础上，依次对罪责问题和量刑问题进行投票，产生裁判结论。这种一体化的程序模式无疑是富有效率的。不仅如此，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在定罪与量刑裁决形成之后，还会就其裁判结论充分地阐述理由，并在裁判文书中对这些理由作出较为详细的记载。这种详细阐明裁判理由的做法，无疑对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构成一种有效的约束。

　 尽管如此，大陆法实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模式，在正当性和合理性上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在英美学者看来，在同一审判程序中做出定罪和量刑两个决定，无疑会带来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除了列举证明有罪或者无罪所需的证据外，法庭还必须十分小心地收集其他量刑所需的证据。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本身也必须考虑证据、发问并在集中于证据、提问以及解决有罪与否问题所必须的主张的同时，就量刑进行辩论。”但是，由于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和主张经常发生矛盾，他们“经常不得不选择事先做出定罪决定还是先做出量刑决定”，这对辩护律师来说显得尤为艰难，因为“辩护律师很难既主张被告人无罪，同时又主张他对自己的罪行有所悔改”。不仅如此，由于定罪与量刑在同一程序中加以决定，“法官有义务将被告人先前的犯罪记录作为庭审中的证据”。[9]因此，无论是职业法官还是陪审员，都很难避免这些犯罪记录对于他们做出定罪裁决的影响。

　 无论是英美学者还是大陆学者，都指出大陆法实行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具有两个基本的缺陷：一是容易削弱无罪推定的效力，造成被告人诉讼地位的降低；二是造成法官在量刑上拥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难以获得较为充分的事实信息，更无法在量刑裁决过程中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在前一方面，因为法庭在尚未确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之前，即调查被告人的犯罪前科问题，这容易削弱被告人的无罪辩护效果，也可能使陪审员产生被告人有罪的印象。同时，在被告人保持沉默、拒不认罪以及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情况下，辩护律师难以就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充分发表意见，而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如果选择支持无罪辩护，则没有机会充分地发表从轻量刑意见；如果提出各种旨在说服法庭从轻量刑的辩护意见，则会出现辩护律师在一场审判中先后作无罪辩护与从轻量刑辩护的局面，使得无罪辩护的效果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而从后一角度来看，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做出量刑裁决所依据的信息与定罪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法庭几乎不可能对被告人的罪行展开全面的社会调查，包括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原因、成长经历、社会环境、被害人过错、家庭和教育情况等因素，不可能在法庭审理中受到认真关注。法庭也不可能对犯罪造成的各种后果给与全面的关注，诸如犯罪给被害人带来的身体伤害、精神创伤，犯罪给被害人家人所带来的各种损害，犯罪给社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都难以成为法官的量刑信息资源；法庭更不可能对被告人的再犯可能以及未来的刑罚效果做出科学的评估，法官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判断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上，控辩双方也更多地关注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人真正关注被告人的再犯可能以及所采取的刑罚是否足以遏制犯罪等刑罚效果层面上的问题，大陆法国家因缺乏类似英美缓刑监督机构那样的专业机构的参与，更没有可能就刑罚效果问题展开认真的辩论和评估。于是，尽管控辩双方有机会提出量刑意见，但量刑总体上是法官在“评议室”内完成的裁判事项，量刑信息既没有经过充分的辩论和审查，也没有经过专业人员的社会调查，而完全成为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事项。[10]

　 三、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基本理由

　 根据前面的分析，大陆法所确立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批评。就连大陆法国家的一些学者也指出了这种程序模式的一些缺陷。中国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在那些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这种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已经显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而在被告人选择有罪供述或者放弃无罪辩护的案件中，法庭也没有将审判的重心放在量刑问题上，而仍然将极为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对定罪问题的审查之中。中国近年来的刑事司法改革试验也充分显示，一种以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为宗旨的量刑程序改革是有相当大的生命力的，而从长远上看，这种改革最终将逐渐导向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分离，也就是一种独立的量刑听证程序的全面构建。

　 那么，究竟为什么要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予以分离呢？这种改革的正当性究竟是什么？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拟从刑事辩护的充分性、公诉权的延伸、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量刑信息与定罪信息的区分、被害人的诉讼参与以及刑事证据法的定位等五个方面，来对这种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化改革的理由加以简要的分析。

　 （一）刑事辩护的充分性问题

　 现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诉讼模式，造成定罪问题成为法庭审判的中心，被告人、辩护人对于法院的量刑决策过程存在着明显的参与不足、影响力不充分的问题。这在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显示。[11]德国学者赫尔曼教授明确指出：“在德国的庭审中最后辩论可能给辩护律师带来一个特殊的问题。如果辩护律师想要主张被告人无罪，他或者她将申请无罪释放。由于律师无法确定法庭是否一定会判决无罪，他必须同时解决一旦被告人被认定有罪应当判处何种刑罚的问题。由于美国刑事诉讼中存在一个单独的量刑庭审，辩护律师就不必面临这种困境。”[12]

　 在中国刑事审判过程中，那些选择无罪辩护的被告人、辩护人也经常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诉讼境地：被告人如果做出了无罪辩护，强调本案“证据不足”或者自己“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就只能按照这一口径进行诉讼活动，而根本不可能在法庭调查环节强调旨在证明被告人罪轻的事实和情节，也不可能在法庭辩论阶段再来论证“对被告人从轻量刑的必要性”。否则，被告人、辩护人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后面所作的有罪辩护意见势必会对前面的无罪辩护观点形成一种否决作用。于是，辩护律师在选择辩护方向时经常存在一种不可兼得的无奈心理：如果做出无罪辩护，就意味着在法庭上根本没有机会强调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如果充分指出那些旨在说明应对被告人“从轻量刑”的事实和情节，就只能跟无罪辩护无缘了。在近期发生的许霆案件中，控辩双方在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双方在长达4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只就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展开质证和辩论，而根本无法顾及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而量刑问题恰恰是本案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原因之一。

　 其实，对被告人而言，量刑与定罪属于两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使对那些已开始打算作无罪辩护的被告人来说，在他们发现说服法庭作出无罪判决没有希望之后，也会希望有证明自己应被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刑罚的机会。然而，现行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却从根本上剥夺了被告人提出新的辩护意见的机会，造成在那些被告人选择无罪辩护的案件中，辩护主张不充分、辩护理由难以全面阐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