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杜绝挪用特定款物的“司法风暴”如何？

　　　　　　　　　　　　　杨涛


陕西省部分地区违规使用救灾资金现象严重，有些地区竟然用救灾款支付租车费、保险费、油料费、培训费、演习费。仅2002年至2003年期间，西安、渭南、商洛等10市超范围使用救灾资金总额就达568.6万多元。 (《华商网》6月28日）
这不是媒体第一次报道挪救灾款作其他公用了，挪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用作公用的事情经常在耳中有闻，有些情况已经触目惊心。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23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200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中就披露了国家林业局、国家体育总局、国防科工委、科技部等中央单位虚报、挪用预算资金的违规事实，还披露了淮河灾区和云南大姚地震灾区有关地方政府虚报、挪用救灾款的事实。（新华网2月25日）但我们却很少听到有关责任人员被党纪、政纪处理，更不用说追究刑事责任了。这在无形中助长了有关人员的侥幸心理，使这种行为屡禁不绝。
其实，我们国家的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条明确规定，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还专门规定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１、挪用特定款物价值在五千元以上的；　２、造成国家和人民群众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３、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造成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严重困难的。因此，对于挪用这些特定款物，情节严重，具备上述情形的，追究刑事责任不成问题。
阻碍我们对于这种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重要原因是我们主观上认识问题，那就是认为有关挪用这些特定款物的目的不过是为其他公用事项的开支，并没有进入个人的腰包，因此“法不容，情可原”。殊不料，刑法规定这条罪名的本意就是针对这些尽管没有进入个人腰包，但擅自将这些关乎国计民生或在特定时期对特定的人们生存显得特别重要的特定款物挪作其他公用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对特定款物的管理秩序，需要用刑法来调整和打击了，岂能以一句为公而抹煞。如果有关人员挪用这些特定款物归个人使用，那就可能构成挪用公款罪，要受到更为严厉的刑事处罚。
在李金华掀起“审计风暴”后，许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民众纷纷要求司法机关的跟进，笔者认为，司法机关不妨从侦查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是否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作切入口，掀起一股杜绝挪用、挤占特定款物的“司法风暴”。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


基层贯彻《科学技术进步法》有四难

袁国顺 袁晓苗 李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法律作为人们对客观规律认识的上层建筑，同样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科学技术进步法》施行8年来，地（市）、县（区）科委在贯彻实施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法律实效和法律效果不太明显，普遍反映有四难。
一是和党的方针政策结合难。本来，法律以政策为指导，政策依靠法律贯彻实施，而《科学技术进步法》没有把适应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党的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技进步的动力作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科技体制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造成了事实上的法律和政策的脱节。这就带来了宣传贯彻科技法律和党的科技方针政策的矛盾：宣传《科学技术进步法》时没有科教兴国、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等内容；宣传党的科技方针政策时不能从法律角度强制人们去执行；尤其是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拿不出法律依据很不利于党的科技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江泽民总书记在《大力加强科技法制建设》中关于“把国家的重大科技政策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可以大大推进科技进步。”的指示，指出了当前科技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引起了基层科委的强烈共鸣，迫切希望有关部门加快科技立法步伐。
二是具体执行操作难。首先是谁来操作不落实。对于基层，《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只提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基层科委作为事实上的当地政府科技管理的职能部门，在《科学技术进步法》中没有提到 ，亦没有规定其职责。科技行政主体是贯彻实施《科学技术进步法》的组织保证。基层科委没有被法律赋予科技行政主体的资格，其负面作用是相当大的。山西省之所以发生撤消县（市）科委的问题，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不明确规定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这在其他部门的行政法中是不存在的，惟独《科学技术进步法》是个例外。这不仅使 基层科委感到委屈，而且难以 开展工作。
其次是如何操作不明确。法律后果是任何法律规则（法律规范）都不可缺少的要素，《科学技术进步法》也不例外，不仅要有肯定式的法律后果，而且要有否定式的法律后果，即违法后果。由于违法的 后果是规定人们违反法律所应承担法律责任的后果，故其必须在立法上予以明文规定。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行为模式，尤其是应为模式和勿为模式，都应有其相应的违法后果的规定。否则，该项法律规则（法律规范）就是不完整的，是模糊不清的，最终将使人们无所适从。《科学技术进步法》从第一章至第八章设定了三十多条应为模式，而只有二条应为模式有对应的法律后果，致使众多的应为模式没有违法后果，即没有裁判规则或保护性规则。这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则（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要求，失去了作为法律的基本特点。基层科委在贯彻《科学技术进步法》时，只能倡导、引导和鼓励，对于不执行《科学技术进步法》的行为无能为力，无法操作。
三是组织实施协调难。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在对《科学技术进步法》的条文作了以上粗略的分析之后，必须检验其实施后的法律实效和法律效果，看其是否实现了立法目的，也就是说，看其是否能够解决推进科技进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众所周知，影响我国科技进步快慢的主要问题是体制不顺、投入不足、人才不稳、环境不优等。这些问题在基层表现得更为明显，而《科学技术进步法》却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单就基层科技管理体制来说，由于科技进步覆盖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科技兴工、科技兴农、科技兴贸等等，涉及经委、农委、外经委等等部门；又由于科技工作包括各种要素的投入和各个环节 的衔接，离不开财政、企业（含投资公司）、银行的资金投入，教育、人事和企业的人才投入；需要国税、地税、工商、土地、规划等部门的政策兑现和优质服务……这一切说明：社会的科技化和科技的社会化要求大科技的管理体制；在目前《科学技术进步法》没有理顺科技和其他部门关系的情况下，基层科委协调工作量相当大且难以奏效。
在科技投入方面，《科学技术进步法》的法律效力层次低是协调难的重要原因。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其法律效力低于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而《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工业企业法》均由全国人大通过，是《科学技术进步法》的上位 法，因此其不可能就政府科技投入、银行信贷投入和企业科技投入设定法律规则（法律规范）要上位法落实。在目前这些上位法没有就科技投入提出法律规则（法律规范）的情况下，直接负责科技投入的机构和组织不存在违法的问题，科技投入也就很难落实。
在创造科技进步的环境方面，《科学技术进步法》和其它同一位阶的法律缺乏衔接是协调难的重要原因。对于属于同一位阶的法律，新法优于旧法，而《科学技术进步法》出台较早，对后出台的同一位阶的法律无约束力。当科技进步工作中需要国税、地税、工商、土地、规划等部门的政策兑现和优质服务时，往往因为《科学技术进步法》和其它同一位阶的法律不统一而受阻。例如基层在协调兑现税收优惠政策时，由于《税收征收管理法》是1995年通过的，其法律效力优于《科学技术进步法》。在《税收征收管理法》未涉及科技进步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律规则（法律规范）的情况下，兑现难可想而知。
四是监督检查执法难。基层科委作为地方政府的科技管理职能部门，具有科技行政执法主体的资格，可以就当地科技进步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但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法》中没有执法检查的要求，没有行政强制监督检查和行政强制履行的法律措施，致使这种检查没有权威性和约束力，科技行政相对人在配合检查、履行义务方面选择余地很大。基层科委在这种随意性很大的情况下要创造科技进步的环境条件确实有困难，加之《科学技术进步法》中没有关于科技投入、人才政策和创新政策等方面的行政处罚规定，执法难的问题成为基层科委落实科技进步的一大障碍。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樊市科委
襄樊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2001年7月9日